莫一哲

现在很少听李志的歌了,有人说,是现在的生活没那么苦了,可是,也许我们早已经习惯生活的苦了,致敬,逼哥的歌 2018-03-08 13:49 by fifsky

苏东坡传序

文/林语堂

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我脑中一直存着为他作传的念头。一九三六年我携家赴美,身边除了一套精选精刊的国学基本丛书,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把空闲的考虑都置之度外。那时候我就希望能写一本书来介绍他,或者将他的一部分诗词文章译成英文,就算做不到,我也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现在我能动笔写这本书,我觉得很快乐,单单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上有一个苏东坡,却不可能有第二个。个性的定义只能满足下定义的专家。由一个多才多艺、多采多姿人物的生平和性格中挑出一组读者喜欢的特性,这倒不难。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象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这里就有一位!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象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终卷在政治旋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就因为这样,今天的读者才欣赏他的作品,佩服他把心智用在事件过程中,最先也最后保留替自己说话的权利。他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他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今天我们欣赏他的著作也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他写得好美、好丰富,又发自他天真无邪的心灵。

我分析中国一千年来为什么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崇拜苏东坡,现在谈到第二个理由,这个理由和第一点差不多,只是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苏东坡有魅力。正如女人的风情、花朵的美丽与芬芳,容易感受,却很难说出其中的成份。苏东坡具有卓越才子的大魅力,永远教他太太或者最爱他的人操心——不知道该佩服他大无畏的勇气,还是该阻止他,免得他受伤害。显然他心中有一股性格的力量,谁也挡不了,这种力量由他出生的一刻就已存在,顺其自然,直到死亡逼他合上嘴巴,不再谈笑为止。他挥动笔尖,犹如挥动一个玩具。他可以显得古怪或庄重,顽皮或严肃——非常严肃,我们由他的笔梢听到一组反映人类欢乐、愉快、幻灭和失意等一切心境的琴音。他老是高高兴兴和一群人宴饮玩乐。他说自己生性不耐烦,遇到看不顺眼的事物就“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喜欢某一位诗人的作品,就说那“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对朋友和敌人都乱开玩笑。有一次在盛大的朝廷仪式中,他当着所有大臣嘲弄一位理学家,措辞伤了对方,日后为此尝到不少苦果。但是别人最不了解的就是他能对事情生气,却无法恨别人。他恨罪恶,对作恶的人倒不感兴趣,只是不喜欢而已。怨恨是无能的表现,他从来不知道无能是什么,所以他从来没有私怨。大体说来,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他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拙作要描写的就是这种风情,他成为许多中国文人最喜爱的作家,原因也在此。

这是一个诗人、画家、百姓之友的故事。他感觉强烈,思想清晰,文笔优美,行动勇敢,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他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利益,对同胞的福祉倒非常关心。他仁慈慷慨,老是省不下一文钱,却自觉和帝王一样富有。他固执,多嘴,妙语如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他的才华和学问比别人高出许多,根本用不着忌妒;他太伟大,有资格待人温文和蔼。他单纯真挚,向来不喜欢装腔作态;每当他套上一个官职的枷锁。他就自比为上鞍的野鹿。他活在纠纷迭起的时代,难免变成政治风暴中的海燕,昏庸自私官僚的敌人,反压迫人民眼中的斗士。一任一任的皇帝私下都崇拜他,一任一任的太后都成为他的朋友,苏东坡却遭到贬官、逮捕,生活在屈辱中。

苏东坡最佳的名言,也是他对自己最好的形容就是他向弟弟子由所说的话: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难怪他快快活活,无忧无惧,象旋风般活过一辈子。

苏东坡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灵的故事。他在玄学方面是佛教徒,知道生命是另一样东西暂时的表现,是短暂躯壳中所藏的永恒的灵魂,但是他不能接受生命是负担和不幸的理论——不见得。至少他自己欣赏生命的每一时刻。他的思想有印度风味,脾气却完全是中国人。由佛家绝灭生命的信仰,儒家生活的哲学和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他心灵和感觉的坩埚融出了一种新的合金。人生最大的范畴只有“百年三万日”,但这已经够长了;如果他寻找仙丹失败,尘世生活的每一刻依然美好。他的肉身难免要死去,但是他来生会变成天空的星辰,地上的雨水,照耀、滋润、支持所有的生命。在这个大生命中,他只是不朽生机暂时显现的一粒小分子,他是哪一粒分子并不重要。生命毕竟是永恒的美好的,他活得很快慰。这就是乐天才子苏东坡的奥秘。

本书不附加太多长注,不过书中的对话都有出处可查,而且尽可能引用原句,只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罢了。所有资料都来自中文书,注脚对大多数美国读者没有多大的用处。书目附表中可以找到概略的资料来源。为了避免读者弄不清中国名字,我将比较不重要的人名省略了,有时候只提姓氏。中国学者有四、五个名号,也有必要从头到尾只用一个。英译中国人名,我去掉恶劣的“hs”,改用“sh”,这样比较合理些。有些诗词我译成英文诗,有些牵涉太多掌故,译起来显得怪诞不诗意,不加长注又怕含意不清,只好改写成英文散文。

有钱人的品味

文/梁文道

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同出租车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李超人”;今天坐出租车再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奸商”。想知道香港有没有仇富情绪?办法很简单,就是拿本地首富李嘉诚当指标,答案岂不是清清楚楚、显而易见?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仇富,但是我等平民却未必仇视富人的饮食品味,此所以坊间媒体常常标榜某某食肆是“名人饭堂”、某某菜馆“连六叔都成日帮衬”。不只吃饭的地方,我们还很喜欢有钱人爱吃的东西,比如说鲍参翅肚,又比如说鹅肝松露鱼子酱。就算我们不能总是吃这些名贵食材,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吃得到;可是只要有机会,恐怕再仇富的人也是愿意去试的。因此,“阿一”主理的鲍鱼套餐才会有卖点;那可是大家都消费得起的“富豪”酒家呀。

有钱人不单有钱,而且还很有品味。已故法国社会学宗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把品味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奢华品味”,一类是“必需品味”。后者指的是低下阶层的饮食口味,油重味浓,与维持生命的必需程度相关;前者指的则是资产阶级的状态,对米油酱醋的问题不必考虑太多,可以自由自在选择食物,而选择之自由就是“奢华”的真义了。

表面上看,这全是钱作怪。如果一个人赚钱不多,他花在食物上的收入比例一定比较高,而且买的全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尤其传统劳动阶层,每日付出那么多的体力,不多点油水进肚怎么行?所以传统低下阶层的食物往往又腻又厚。从前的爱尔兰码头工人奉黑啤为每日主食,过去南洋的码头苦力则以肉骨茶做早餐,看起来是两码事,背后的原理却是一致的。有点钱,情况马上不一样;因为有钱就想命长,吃东西开始讲究健康。就算富人还是会吃高脂肪高热量的菜,但他们至少不必餐餐都吃一样的东西,而且分量也可以少一点,宁愿把心机花在烹调的技艺和准备食材的工序上。也就是说,他们不太会每天来碗肥猪肉,可是却爱来几片吃橡实长大的西班牙黑毛猪做的火腿下酒。

布尔迪厄最特别的地方是不以钱财论英雄。没错,一般收入不高的劳动阶层都必须吃些味道浓油分重的东西,否则无力劳动。可既然说得上是“品味”,里头就一定包含着多于金钱的倾向。换句话说,劳动阶层并非被迫吃那些东西的,他们还真喜欢。想当年,那些英国工人畅饮黑啤的时候绝对不会很痛苦地想:“好惨,只能喝这玩意”;相反,他们大概会以为天下最美味的饮料莫过于此,一路喝一路爽。简单讲,“必需品味”看似出自生活必需,但终究也是一种品味、一种喜好以及一种习惯(用布尔迪厄的术语讲,这叫做“惯习”),由于是套习惯了的,甚至代代相传的品味,所以就算他们有朝一日发财了,也还是会不自觉地偏好那种源自必需的口味。

最好的例子就是上海本帮菜,浓油赤酱本是最经典的低下阶层口味,用来送大碗白饭大碗面条实在是绝配。但老上海崛起速度太快,许多有钱人出身贫寒,后来白手起家在十里洋场闯出名堂之后,其口味也一时难改。于是这套“必需品味”就吊诡地流传下来,再有钱也还是爱吃红烧划水爆河鳝。

人群中的人

文/爱伦·坡

据说有那么一部德文书不允许自己被人读。世上也有那么些秘密不允许自己被人讲。每夜都有人在自己的床上死去,临死前紧握住忏悔牧师苍白的手.乞哀告怜地望着神父的眼睛——随着心灵的绝望和喉头的痉挛与世长辞,这都是因为他们心中包藏着不堪泄露的可怕的秘密。唉,人的良心时常承受起一个太沉重而可怕的负担,以至于只有躺进坟墓才能卸下。而所有罪恶之本就这样未能大白于天下。

不久前一个秋日下午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坐在伦敦D饭店咖啡厅宽敞的凸窗旁边。前几个月我一直健康欠佳,但是当久病初愈,精力恢复.我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与倦怠截然相反的愉快心境——欲望最强烈的心境,此时那层薄雾从心头飘去。——而惊醒的理智远远超越它平日的状态,会像莱布尼茨那样生动而公正地推理,会像高尔吉亚那样疯狂而浮夸地雄辩。当时我连呼吸都觉得是享受,我甚至从许多正统的痛苦之源中得到真正的乐趣。我感受到一种宁静,但对一切都觉得好奇。嘴里叼着雪茄,膝上摊着报纸,大半个下午我就这样自得其乐,一会儿细读报纸上那些广告,一会儿观察咖啡厅里杂乱的人群,一会儿又透过被烟熏黑的玻璃凝望窗外的大街。

那条大街是伦敦的主要街道,终日里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而随着黄昏的临近,人群又不断增加;到灯光闪亮的时候,从咖啡厅门前匆匆而过的行人比白天多了一倍。在黄昏这个特定的时刻,我以前从不曾呆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窗外那人头涌动的海洋使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趣味无穷的新奇感。我最后完全不再理会咖啡厅里的情景,而是全神贯注地望着窗外的场面。

开始我的注意力还有点浮泛。我看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想到的是他们的群体关系。但不久我就开始注意细节,开始饶有兴趣地注视那形形色色的身姿、服饰、神态、步法、面容以及那些脸上的表情。

行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显出一种心满意足、有条有理的神态,似乎他们所思所想的就只是穿过那蜂拥的人群。他们的眉头皱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飞快地转动;被人推搡碰撞之时他们也不急不躁,只是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又匆匆前行。另有数量也不少的一部分人姿态中透出不安,他们红着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比比划划,仿佛他们在摩肩擦背的人流中感到寂寞。当行路受阻时,这些人会突然停止嘀咕,但会比划得更厉害,嘴角露出一种心不在焉且过分夸张的微笑,等着前面挡路的人让开道路。如果被人碰撞到,他们会毫不吝啬地向碰撞人鞠躬,显得非常地窘迫不安。——除了我所注意到的这些,这两大类人没有更显著的特征。他们的衣着属于那种被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正派的一类。他们无疑都是些上等人、生意人、代理人、手艺人和股票经纪人——世袭之贵族和社会的中坚——悠闲自在的人和忙于事务的人——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的人。他们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

职员是人群中一个明显的部分,我看出他们分为引人注目的两类。一类是住寄宿房间的低级职员一群西服紧身、皮靴锃亮、油头粉面、自命不凡的年轻绅士。抛开了那股由于没有更恰当的字眼而只能称为办公室风度的矫健活泼的伶俐劲儿,他们的风度在我看来完全是流行于十二个月或十八个月以前的优雅风度之惟妙惟肖的模仿。他们附庸风雅,抬上流社会之牙慧;——我相信这一点已对这类人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那些精明强干或“老成持重”的高级职员不可能被人误认。辨认这些人的标志是他们那身剪裁得能很舒服地坐下的黑色或棕色的衣裤,配着白色的领带和西服背心,以及看上去很结实的宽边皮鞋和厚厚的长统袜或者腿套。——他们都有点微微秃顶,右耳朵由于长期夹铅笔而古怪地向外翘着耳端。我注意到他们总是用双手摘帽或是戴帽,总是用一种结实的老式短金表链系表。他们的举止是一种体面人的矫揉造作——如果真有那么体面的矫揉造作的话。

人群中有许多穿得漂漂亮亮的家伙,我一眼就看出他们属于每个大城市都少不了的第一流的扒手。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这些家伙,发现很难想像他们怎么会被真正的绅士们误认为是绅士。他们的袖口宽大得过分坦率,本该使他们一下就原形毕露。

我曾多次描写过的赌徒也很容易辨认。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从铤而走险的骗子恶棍穿戴的丝绒背心、杂色围巾、镀金表链和过分精致的纽扣到谨小壤微的牧师穿的朴素得不容人起丝毫怀疑之心的教服。识别这些人凭的是他们因酗酒而显得麻木的黝黑脸庞、朦胧而浑浊的眼睛和苍白而干瘪的嘴唇。此外他们还有两种我通常能据此辨认出他们的特征——一是他们说话时小心谨慎的低调,二是他们的拇指太经常地以直角与其他指头分开。——在与这些骗子的交往中,我常常注意到他们虽说习性稍有不同,但毕竟还是一丘之貉。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为一群靠耍小聪明过日子的绅士。他们诈骗的对象似乎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花公子,一类是当兵的。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蓄着长发,满脸微笑;后者的主要特征是身着军装,横眉竖眼。

降到我们称之为上等人的尺度之下,我发现了一些值得我思索的更阴暗更深刻的主题。我看见闪着敏锐目光的犹太商贩,他们的每一个面部特征都只呈现出一种奴才相;我看见身强力壮的职业乞丐瞪眼怒视比他们更名副其实的同类,那些同类仅仅足被绝望驱赶到街头来获取博爱;我看见一些身体虚弱、面容苍白的病者,死神离他们已只有咫尺之遥,他们侧着身子蹒跚在人群之中,可怜巴巴地望着每一张脸庞,似乎在寻求一种偶然的慰藉,寻求一种失落的希望;我看见一些质朴的年轻姑娘,干完长长的一天活后正回她们没有欢乐的家.她们悲愤地躲避歹徒恶棍的盯视,而实际上她们甚至连更直接的伤害也没法避免;我看见各种类型各种年龄的街头妓女——她们那种袒胸露臂的女性成熟之美使人想到卢奇安笔下的那尊雕像,表面是帕罗斯岛的白色大理石,里边却塞满了污泥烂淖——华丽的衣裙包裹的令人作呕而无可救药的麻风病患者用珠宝首饰、白粉红脂掩盖皱纹,作最后一番努力要留住青春的老太婆——还有一些体形尚未发育成熟的女孩,但她们已在长时问的卖俏生涯中成了搔首弄姿、卖弄风情的老手,正雄心勃勃地要在这伤风败俗的行当中与她们的老大姐们并驾齐驱;我还看见许多难以形容的酒鬼——其中有一些衣衫褴褛、偏偏倒倒、口齿不清,他们往往满脸青肿,两眼无光——一些身着肮脏但还成套的衣服,步履踉跄却依然昂首阔步,他们通常有厚厚的色迷迷的嘴唇,有容光焕发的红润脸庞——另一些人穿着曾一度非常体面、现在也用心刷过的衣服,他们走起路来有一种稳实轻快得不太自然的步态,但他们的脸白得令人心惊,他们的眼睛红得令人胆颤,而当他们穿过人群之时,他们发抖的手指会抓住每一样他们能够抓住的东西;除了上述几类人,我还看见卖馅饼的、搬行李的、运煤炭的、扫烟囱的、摇风琴的、耍猴戏的、卖艺的和卖唱的,以及各类蓬头垢面的工匠和精疲力竭的苦力,这所有的人汇成一股沸沸扬扬闹闹哄哄的巨流,使人觉得聒噪刺耳,目不暇接。

随着夜色的加深,我对窗外景象的兴趣也越发浓厚;这不仅因为人群的属性起了实质性的变化(由于循规蹈矩的那部分人纷纷回家,街头优雅的身影渐渐稀少,而粗鲁的身影更加突出,黑夜从阴暗处带来各种丑恶),而且还因为刚才还在与残留的暮色相争的煤气灯光此刻已终于占了上风,在所有的物体上投下一阵阵绚丽夺目的光亮。所有一切都黑暗但又辉煌——就像一直被比喻为德尔图良风格的黑檀木。

灯光的强烈效果使我的目光只能局限于每个行人的脸;尽管窗前灯光闪烁非常急促,只允许我对每张脸匆匆瞥上一眼,但我在当时特殊的精神状态下,竟似乎能在那么短促的一瞥之间,从一张脸上陵出一部长长的历史。

我就那样把额头靠在窗玻璃上,凝神细看街上的行人。突然,一张面孔闪进我的视野(那是一位大约六十五或七十岁的老人的脸)——由于那副面孔所具有的绝对独一无二的神情,我一下就被完全吸引住了。我以前从不曾见过哪怕与这种神情有丝毫相似的任何表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眼看见那张脸时,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我想假若雷茨希k见到了这张脸,他一定会非常乐意把他作为他画那魔鬼的原型。当我在那转瞬即逝的一瞥之间力图从那种神情中分析出某种意义之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大堆混乱而矛盾的概念:谨慎、吝啬、贪婪、沉着、怨恨、凶残、得意、快乐、紧张、过分的恐惧——极度的绝望。我感到异常地激动、震惊和迷惑。我暗自叹道:“那胸膛里书写着一部多么疯狂的历史!”接着我产生了一种想再看见他、更多地了解他的强烈欲望。匆匆穿上外套,抓起帽子和拐杖,我一头冲上大街,汇入人流,朝我刚才所看见的老人消失的方向挤去。经过一番磕头碰脑摩肩擦背,我终于看见了他的背影,我向他靠拢,紧跟在他的身后,小心翼翼地,以免引起他的注意。我现在有机会把他仔细打量一番。他身材又矮又瘦,看上去非常虚弱。他的衣着总体上又脏叉破,但借着不时强烈闪亮的灯光,我发现他的亚麻衬衫虽说很脏,但质地精良;要么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要么就是我真的从他那件显然是二手货的纽扣密集的长大衣的一个裂缝间瞥见了一颗钻石和一柄匕首,这一发现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决定紧紧跟着这老人,无论他去什么地方。

此时天色已完全黑下来,悬浮于城市上空的一层浓云密雾不久就化作了一场连绵不断的大雨。这一天气变化在人群中产生出一种奇妙的效果,他们顿时陷入—场新的骚动,全部躲到一张张伞下。人群的晃动、推挤和嘈杂声比刚才增加了十倍。我对那场雨倒不太在乎——一种长期潜伏于我体内的热病使浇在我身上的雨水虽说危险但却令人感到几分惬意。我用一张手巾蒙住嘴,继续跟踪前行。老人用了半个小时费力地挤过那条大街;我一直紧跟在他身边,唯恐把他丢失。他一次也没有回头张望,因而也没有发现我的跟踪。不久他拐上了一条横街,虽然那条横街也人来人往,但不如刚才那条大街拥挤。这时他的行动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比刚才走得更慢,更显得没有目的——更露出几分迟疑。他毫无目的地忽儿走到街的一边忽儿又走到另—侧。街上行人依然很多,他每次穿过街道我都不得不紧紧相随。那条横街又窄又长,他差不多走了一个小时,其间路上的行人慢慢减少,最后达到了中午时分百老汇大街靠近公园那一段的行人密度——美国最繁华城市的人口与伦敦的人口相比也有天壤之别。第二次拐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的广场。在这儿那陌生老人又展现出他在大街上时的风采。他的下巴垂到胸前,眼睛在皱紧的眉头下飞快地转动,扫视围在他身边的人群。他坚定不移地挤开他前行的道路。可我吃惊地发现,当他绕着广场走完一圈之后,他又转身开始绕第二圈。更令我惊讶的是他竞这样反反复复地绕着广场走了好几圈——有一次他猛然调头时差点发现我。

他就这样在广场上消磨了又一个小时;当他绕最后一圈时,挡住他去路的行人比起他绕第一圈时已大大减少。雨下得很急,空气渐渐变凉,人们正在纷纷回家。他以一种急切的姿势钻进了广场旁边的一条比较偏僻的街。沿着那条大约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街,他以一种我做梦也想不到如此年迈的老人会具有的敏捷匆匆而行,这使我费了一番劲儿才把他跟上。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大商业区,那陌生老人似乎很熟悉那儿的方向位置,他又开始故伎重演,在买者卖者的人群中来来回回地挤来挤去。

在穿行于商业区的大约一个半小时中,我需要格外小心,以既跟上他又不被他察觉。幸好那天我穿着一双橡胶套鞋,走起路来可以没有一丝声响。他从一家家商店进进出出,既不问价也没说别的,而是以一种急切而茫然的耳光扫视一切。现在我对他的行为更是大为惊异,下定决心要一跟到底.直到我对他的好奇心多少得到满足。

一座大钟沉重地敲了十一下,商业区的人群很快散去。一家商店老板关铺门时碰到了那位老人,我看见老人浑身猛然一阵颤栗。他仓猝间冲到街上,焦虑地四下张望了一阵,然后以惊人的速度穿过一条条弯弯拐拐、无人行走的小巷,直到我们又重新回到他最初出发的那条大街——D饭店所在的那条大街。可大街上早已不是刚才那番光景。虽说它依然被煤气灯照得通亮。此时大雨如注,行人稀少。郝陌生老人的脸慢慢变白。他郁郁不乐地顺着不久前还熙熙攘攘的大街走了几步,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身朝着泰晤士河的方向走去,穿过了许多僻静的背街小巷,最后来到一座大剧院附近。当时正值散场的时候,观众正从剧院大门蜂拥而出。我看见老人大口喘息,仿佛重新投入人群使他透不过气来;但我认为他脸上那种极度的苦恼已大大缓解。他的头又重新垂到胸前,他看上去又像我第一眼看见他时那样。我注意到他这一次挑选了观众最多的那个方向——可我对他这些反复无常的行为基本上还是大惑不解。

越往前走人群越是渐渐散去,他又恢复了不安和犹豫。他一度紧随一伙由十一二人组成的喧闹的人群,可那伙人越来越少,到一个又窄又暗的僻静小巷时,前面足剩下三个人了。陌生老人停下脚步,一时间好像在出神思考;最后他显出激动不安,大步流星地踏上了一条路,那条路把我们引到城市的边缘,来到了与我们刚走过的那些地方完全不同的地区。这是全伦敦最令人厌恶的一个角落,这里的一切都打上了悲惨、贫困、绝望和犯罪的烙印。借着偶然闪出的微弱灯光,可以看见一些高高的、古式的、虫蛀的、摇摇欲坠的木制房屋,房屋之间的一条通道是那么迂回曲折,那么三弯九转的,以致不像是一条街道。街面上的铺路石极不平整,早已被蔓延的荒草挤得七零八落。路旁堵塞的臭水沟里淤积着污秽。空气里也充满了颓败凄凉。但随着我们往前行走.渐渐地又听到了人声,最后全伦敦最自暴自弃的那些人出现在我们眼前,三五成群东倒西歪地来来往往。,那位老人的精神又为之一振,如同一盏灯油将尽的油灯那么一跳。他前行的步伐又一次变得轻快起来。转过一个角落,一阵炫目的灯光突然闪耀在我们前方,我们面前是一座巨大的郊外酗酒者的神庙——一座魔鬼的宫殿,廉价酒馆。

当时已经快要天亮,可一群群肮脏的酒鬼还在从那道花里胡哨的门洞进进出出。随着一声低低的半惊半喜的尖叫,老人跻身于人群之中,他顿时又一恢复了不久前的举止,毫无目的但却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不过这一次他没走上两个来回,酒鬼们纷纷涌出门来.这说明老板就要关门打烊了。这时我从被我锲而不舍地跟踪的那位怪老头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甚至比绝望还绝望的神情。但他并没有为他的行程而踌躇,而是立刻疯野地甩开大步.顺着原路返回伦敦那颗巨大的心脏。在他匆匆而行的长路上,紧随其后的我已到了最惊讶的地步,我横下心绝不放弃现在已吸引了我全部兴趣的这场追究。我们还在路上太阳就已经升起,而当我们再一次回到最繁华的市中心、D饭店所在的那条大街之时,街上的喧哗与拥挤几乎已不亚于前一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景。在这儿,在不断增加的人山人海中,我坚持不懈地紧跟在那位陌生老人身后。可他与昨晚一样,只是在街上走过来又走过去,整整一天也没走出那条大街的骚动与喧嚷。而当夜幕重新降临之时,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于是我站到那流浪者跟前,目不转睛地注视他的脸庞。他没有注意我,但又一次开始了他庄严的历程,这下我停止了跟踪,陷入了沉思。最后我说,那个老人是罪孽深重的象征和本质。他拒绝孤独。他是人群中的人。我再跟下去也将毫无结果,因为我既不会对他了解得更多,也不会知道他的罪孽。这世上最坏的那颗心是一部比《幽灵花园》还下流的书,它拒绝被读也许只是上帝的大慈大悲。

与你无关

文/三浦绫子

前一阵有一句流行的话“与你无关”。这是我不喜欢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句粗鲁、冷漠的话,甚至觉得讲这话的人体内所流的血是冰冷的。

若夸大地说,世上所有的人可能都与我们自己有关。我还在念小学时,听到一则难忘的故事。

一位富家小姐在车内吃香蕉,发现香蕉腐烂不能吃,便随手扔到车窗外面。某贫穷人家的孩子经过那里,拾起那香蕉来吃,结果这孩子吃坏了肚子,发烧了。

当天晚上,富家小姐父亲的工厂发生火灾,全部烧毁。因为当夜值班的警卫临时离开。原因是他的孩子吃了捡拾的香蕉而发烧了。

这则故事使当时少女时代的我深深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加密切。

当然这是为少男少女而写的故事,因果关系明显。但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们的关系不也如此紧密吗?

日本的媒体所报道的消息中,没有一天没有车祸消息。车祸的原因很多。与妻子吵架,在气头上开快车,忽然紧急煞车时,幼童已成了轮下牺牲者……这种例子不少。

孩子与生身父母关系密切,但与夺取其性命的陌生人又何尝不是密切到可怕的程度?对爱子的性命被夺取的父母而言,岂能料到会突然出现如此可恨的现象?

想到这些,我们就不能认为与这人不相干,与那人没有关系吧?

那年,我们应台湾的邀请,预定到台湾演讲旅行三周。台湾方面为这次演讲会,作了许多准备。

然而,我的父亲突然因病陷于危笃状态,因此,我们不得不取消台湾之行。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去台湾,而父亲的临终对女儿来说,生涯中只有一次。

在取消台湾之行后没几天,有人来找我们商量事情。我们极为同情地倾听对方的叙述,尽我们所能地予以开导、规劝、安慰。对方终于渐渐情绪稳定下来,找出自己要走的方向,最后他说:

“假使今天没有和二位商量,我本来已经打算要带着孩子,开车从崖上冲下山谷。”

我不由得凛然而栗。

假使我的父亲身体健康,这时候我们正在台湾。假使我们去了台湾,这人想必已带着两个孩子开车冲下山谷了。

这事再度使我感到人与人的关系是何等的紧密。此人和我的父亲只是泛泛之交而已,以他的立场而言,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生病,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换个角度说,我父亲的危笃救了他一家三口的性命。

那时我深深觉得我们绝不能断言“我是独自活下来的”,“我绝不会麻烦别人”,“我不需要人们的帮忙”。不论对任何人,我们都该抱持谦和诚恳的态度。完全陌生的人也可能突然变成关系密切的人,更何况亲人师友,关系更加深刻、复杂,不是我们所能预知的。人虽微小,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也可能影响许多人的命运。

承认的勇气

文/王小波

我很少看电视。有一天偶然打开电视,想看看有没有球赛,谁知里面在演连续剧《年轮》,一对知青正在恋爱——此时想关上也不可能,因为我老婆在旁边,她就喜欢看人恋爱——当时是黑更半夜,一男一女在旷野中,四野无人,只见姑娘忽然惨呼一声,“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投入情郎的怀抱。这个场面有点历史的真实性,但我还是觉得,这女孩子讲的话太过古怪了。既然是“子女”,又堪教育,我倒想问问,你今年几岁了。坦白地说,假如我是这位情郎,就要打“吹”的主意。同情归同情,我可不喜欢和糊涂人搞在一起。该剧的作者会为这位当年的姑娘辩护道:什么事情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看,当年上面的精神说她是个子女,她就是个子女。这话虽然有道理,但不对我的胃口。我更希望听到这样的解释:这女孩本是个聪明人,只可惜当时正在犯傻;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很少能听到的。知青文学的作者们总是这样来解释当年的事:这是时代使然,历史使然;好像出了这样的洋相,自己就没有责任了。

我和同龄人一样,有过各种遭遇。有一阵子,我是黑五类(现在这名字是指黑芝麻、黑米等,当时是指人),后来则被发现需要再教育,就被置于广阔天地之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再后来回到城里,成了工人阶级,本来可以领导一切,但没发现领导了谁。再以后千辛万苦考上了大学,忽而慨然想到:现在总算是个臭老九了——以后的变化还多,就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人生在世,常常会落到一些“说法”之中。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拿它当了真,时过境迁之后,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就是个严肃的问题。这件事让中国人一说太过复杂(我就是中国人,所以讲得这样复杂),美国人说起来简单:这不就是当了回傻×吗?

傻×(asshole)这个词,多数美国人是给自己预备的。比方说,感觉自己遭人愚弄时,就会说:我觉得自己当了傻×(I feel like an asshole)!心情不好时更会说:我正捉摸我是哪一种傻×。自己遭人愚弄,就坦然承认,那个×说来虽然不雅,但我总觉得这种达观的态度值得学习。相比之下,国人总不肯承认自己傻过,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除此之外,还要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己过去的丑态。像这种傻法,简直连×都不配做了。

本文的目的是想谈谈我的心路历程。像这样说美国人的好话,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会使该历程的价值大减。其实我想要说的是,承认自己傻过,这是一种美德,而且这种美德并不是洋人教给我的。年轻时我没有这种美德,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且永远很聪明,既不会一时糊涂,也不会受愚弄。就算身处逆境,也要高声吟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忽一日,到工厂里学徒,拜刘二为师,学模具钳工,顺便学会了这种美德。这种美德出于中国哲人的传授,又会使它价值大增。这位哲人长了一双牛一样的眼睛,胡子拉碴,穿着不大干净。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听见他在班组里高谈阔论道:我是傻×。对这个论断,刘师傅证明如下:师傅加师母,再加两位世兄,全靠师傅的工资养活,这工资是三十五块五,很不够用,想不出路子搞钱,所以他是傻×。假如你相信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该为家庭负责,就会相信这个结论。同理,脑袋扛在肩上,是自己的,也该为它负责,假如自己表现得很傻,就该承认。假如这世上有人愚弄了我,我更是心服口服:既然你能耍了我,那就没什么说的——我是傻×。人生在世有如棋局,输一着就是当了回傻×,懂得这个才叫会下棋。假如我办了什么傻事被你撞见了,你叫我傻×,我是不会介意的。但我不会说别人是傻×,更不会建议别人也说自己是傻×,我知道这是个忌讳。

我现在有了一种二十岁时没有的智慧。现在我心闲气定地坐在电脑面前写着文章,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愚弄,这种状态比年轻时强了很多。当时我被人塞了一脑子的教条,情绪又受到猛烈的煽动,只会干傻事,一件聪明事都办不出来。有了前后两种参照,就能大体上知道什么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智慧:有这种智慧也不配叫做智者,顶多叫个成年人。很不幸的是,好多同龄人连这种智慧都没有,这就错过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学会的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

一代不如一代

文/梁文道

人,固然一代不如一代;原来食物也是,我从未听过有哪一种食材被认为是今天好过以前的。虽然有些东西好像真的比从前美味,例如柳橙;老人却说它变得太甜没“橙味”。那么苹果呢?富士苹果难道不比“地厘蛇果”香甜吗?啊,它们根本是不同的品种;而且就算是富士苹果,如今大量生产的廉价版又怎及得上当年价比金箔的前辈呢?我一直怀疑这种传说,正如我不相信人的素质会日渐下降一样;直到我亲身体验到愈来愈多的实例,并且发现了合理的解释。

走一趟自助餐的海鲜桌,取几尾小海虾,拿两片烟熏三文鱼,你会发现它们真有点不对劲。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没有它们该有的“虾味”和“鱼味”。不是因为小时候尝到它们的机会不多,所以回忆中的味道要比现实好;而是获取这些鱼虾的方法变了。营养学家玛丽昂·内斯特莱(MarionNestle)主张,现在的三文鱼一定要彻底煮熟才能入口,而且绝对不能吃它的皮,因为它的油脂层充满了毒素。至于海虾,全世界最大出产国越南的海洋生物学家也提出了警告,当地的暖水海虾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于是连它生产的虾也愈来愈有问题了。

这种污染不是一般的污染,它的来源是过度的化学饲料,海洋农场(shrimpfarming)的直接后果。我们太喜欢三文鱼,太喜欢小海虾,希望用最低的价钱就能得到无尽的享受,结果得到的不只是对人体有害的食品,甚至还是违反初衷的无味饲料(养人的饲料)。就以三文鱼来说吧,任何有经验的厨师都会告诉你野生三文与养殖三文的分别有多大,后者的肉质松散,油脂呈口水状,几乎不能叫做三文鱼。要是再加上营养学家的建议,皮不能吃,肉要煮熟,最后上桌的东西应该比不上罐头沙丁鱼。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用沙丁鱼代替三文鱼呢?难怪今天在一般西餐厅吃鱼,烤沙丁总是比任何一种做法的三文多了一股鲜味。

另一种人们愈爱吃结果愈是难吃的食物就是鸡肉了。走地鸡的妙处人人都知,即使养鸡,现在的产品也完全不能和四十年前相提并论,尤其是美国鸡。1970年代的鸡场要花十个礼拜才能养大一只鸡,现在那种拥挤黑暗的工厂化环境只用四十天就能把一只刚孵化的小鸡变成一头大肉块了。专家还发明了新名词去形容现代鸡肉:“P.S.E”,意思是“pale,soft,exudative”,简单讲就是又惨白又“流”。肉味不足肉质绵软倒也罢了,这种鸡长得还像一个隆胸失败的怪兽,胸前总是肿大得不成比例,看起来很吓人。这是因为美国人出于健康的考虑,专吃所谓的“白肉”,才让鸡农养出了这么变态的鸡。吊诡的是,为了让这一大块白肉不至于味同嚼蜡,鸡场还会为它注射磷酸盐。所以美国人吃的“白肉”并没有真的令他们变得更健康。

鸡、虾和三文鱼,都只不过是现代食物生产体系的冰山一角,推动整个体系运转的力量,无非是我们的贪婪。一方面食欲放纵过度,另一方面则不断压低生产的成本。最后,农场和渔夫赚的钱不比以前多很多,我们则吞下了大量有害的疑似食物的食物。

旅游证件

文/亦舒

常笑道:“你欲想知道商业社会对你真正评价,请往某国领事馆申请旅游证件。”

真是令人气馁的一件事。

独身适龄女性,任自由职业,无铺保,真不用想顺利取得派司。

有关人员下意识认为所有单身女性入境大抵是会赖死在他们贵国结婚工作不愿再走。

因此刻意留难无可靠护照的女性游客,多少友人被气得双眼翻白。

不但要看入息税单、差饷单、银行存折,还需老板担保信,文件稀里呼噜一大堆,明是尊贵花钱游客,被整治得宛如难民一般,寻开心,反而落得不开心。

取易不取难,去东南亚度假只有更好玩,又近,来往方便,什么都有。

可是,也自这种使馆规矩中领悟到人生真谛,什么叫实力?才华名气若不能折现,有个鬼用,还有,无人担保之际才知道清誉不值一文。

当年旅行,担保人是金庸,稍后,是香港政府新闻处,都是大手瓜,够力。

钱阿姨

文/北岛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落脚到我家当保姆。那时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体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搞卫生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经满地跑了。

1957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她一气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不和,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涨过,每月总共239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16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蹦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365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早就像弹簧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逃离。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驾的言外之意。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扬州来信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可候选人不是农村户口,就是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可疑,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在变形的工人农民代表的焦灼注视下,过路人全都跟贼似的,六神无主。可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飘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

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式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一阵她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背语录——她的困难是不识字,扬州话还绕口。那年钱阿姨43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1969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1970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还有老年斑,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作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作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在家闲得无事,她心里不踏实,花了120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阴错阳差,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出闲话,正监督劳动的父亲陈述难言之隐。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我们家最终未实现给她养老送终的承诺。

1982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的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70元)。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欢迎你到荷兰来

文/金斯利

时常有人问起我抚育残疾孩子的经历,以便帮助那些不曾有过这种独特经历的人对此有所理解。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就好象是规划一次愉快的意大利旅行。你买回一大堆的旅行指南,把旅行计划安排的详尽而周密:罗马圆形大剧场、米开朗基罗、威尼斯的贡多拉,或许,你还会学点简单的意大利语……一切都是那么让人兴奋。

经过几个月的热切期盼,这一天终于到了。你打点好自己的行装出发了。几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空姐走过来,笑盈盈地说道:“欢迎你到荷兰来!”

“荷兰?”你感到茫然不解。

“怎么可能是荷兰?我可是要去意大利度假的!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去意大利旅行,我应该到意大利呀!”

然而,航班改变了飞行计划,飞机已在荷兰降落,你必须停留在这里。还好,这里也不是什么瘟疫肆虐、饥荒遍地的恐怖之地。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于是,你别无选择地下了飞机。重新去买些旅行指南,抓紧学习当地陌生的语言,你还会遇到很多你本来永远也不会遇到的人。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这里的生活节奏要比意大利慢的多,这里的生活也不如意大利绚丽多彩。来到荷兰之后,你歇上一口气,就该四处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荷兰有风车,荷兰有郁金香,荷兰还有伦勃朗……

可是,你所认识的人都在忙着一次又一次地去意大利旅行,都在大谈意大利的旖旎风光。你的下半辈子都会在重复这样一句话:“是的,我本该也去意大利。我原计划就是去意大利旅行。”

这次经历给你带来的痛苦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那个梦想的丧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可是,如果你的一生都用来为错过了意大利之行而懊伤,你将永远无法享受荷兰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工作与人生

文/王小波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选自《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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