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一哲

现在很少听李志的歌了,有人说,是现在的生活没那么苦了,可是,也许我们早已经习惯生活的苦了,致敬,逼哥的歌 2018-03-08 13:49 by fifsky

经济学的旁听生

文/张晓风

“什么是经济学呢?”他站在讲台上,戴眼镜,灰西装,声音平静,典型的中年学者。

台下坐的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而我,是置身在这二百人大教室里偷偷旁听的一个。

从一开学我就昂奋起来,因为在课表上看见要开一门《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包括四位教授来设“政治”“法律”“经济”“人类学”四个讲座。想起可以重新做学生,去听一门门对我而言崭新的知识,那份喜悦真是掩不住藏不严,一个人坐在研究室里都忍不住要轻轻的笑起来。

“经济学就是把‘有限资源’做‘最适当的安排’,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台下的学生沙沙的抄着笔记。

“经济学为什么发生呢?因为资源‘稀少’,不单物质‘稀少’,时间也‘稀少’,——而‘稀少’又是为什么?因为,相对于‘欲望’,一切就显得‘稀少’了……”

原来是想在四门课里跳过经济学不听的,因为觉得讨论物质的东西大概无甚可观,没想到一走进教室来竟听到这一番解释。

“你以为什么是经济学呢?一个学生要考试,时间不够了,书该怎么念,这就叫经济学啊!”

我愣在那里反复想着他那句“为什么有经济学——因为稀少——为什么稀少,因为欲望”而麻颤惊动,如同山间顽崖愚壁偶闻大师说法,不免震动到石骨土髓格格作响的程度。原来整场生命也可作经济学来看,生命也是如此短小稀少啊!而人的不幸却在于那颗永远渴切不止的有所索求,有所跃动.有所未足的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竟是这样的呢?我痴坐着,任泪下如麻不敢去动它,不敢让身旁年轻的助教看到,不敢让大一年轻的孩子看到。奇怪,为什么他们都不流泪呢?只因为年轻吗?因年轻就看不出生命如果像戏,也只能像一场短短的独幕剧吗?“朝如青丝暮成雪”,乍起乍落的一朝一暮间又何尝真有少年与壮年之分?“急把盏,夜阑灯灭”,匆匆如赴一场喧哗夜宴的人生,又岂有早到晚到早走晚走的分别?然而他们不悲伤,他们在低头记笔记。听经济学听到哭起来,这话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我大概会大笑,笑人家的滥情,可是……。

“所以,”经济学教授又说话了,“有位文学家卡莱亚这样形容:经济学是门‘忧
郁的科学’……”

我疑惑起来,这教授到底是因有心而前来说法的长者,还是以无心来渡脱的异人?至于满堂的学生正襟危坐是因岁月尚早,早如揭衣初涉水的浅溪,所以才凝然无动吗?为什么五月山桅子的香馥里,独独旁听经济学的我为这被一语道破的短促而多欲的一生而又惊又痛泪如雨下呢?

雪夜

文/星新一

雪花象无数白色的小精灵,悠悠然从夜空中飞落到地球的脊背上。整个大地很快铺上了一条银色的地毯。

  

在远离热闹街道的一幢旧房子里,冬夜的静谧和淡淡的温馨笼罩着这一片小小的空间。火盆中燃烧的木炭偶尔发出的响动,更增浓了这种气氛。

  

“啊!外面下雪了。”坐在火盆边烤火的房间主人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

  

“是啊,难怪这么静呢!”老伴儿靠他身边坐着,将一双干枯的手伸到火盆上。

  

“这样安静的夜晚,我们的儿子一定能多学一些东西。”房主人说着,向楼上望了一眼。

  

“孩子大概累了,我上楼给他送杯热茶去。整天闷在屋里学习,我真担心他把身体搞坏了。”

  

“算了,算了,别去打搅他了。他要是累了,或想喝点什么,自己会下楼来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父母的过分关心,往往容易使孩子头脑负担过重,反而不好。”

  

“也许你说得对。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这毕业考试不是件轻松事。我真盼望孩子能顺利地通过这一关。”老伴儿含糊不清地嘟哝着,往火盆里加了几块木炭。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寂静的气氛。

  

两人同时抬起头来,相互望着。

  

“有人来。”

  

房主人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随着开门声,一股寒风带着雪花挤了进来。

  

“谁啊?”

  

“别问是谁。老实点,不许出声!”

  

门外一个陌生中年男子手里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声音低沉,却掷地有声。

  

“你要干什么?”

  

“少罗嗦,快老老实实地进去!不然……”陌生人晃了晃手中的匕首。

  

房主人只好转身向屋子里走去。

  

老伴儿迎了上来:“谁呀?是找我儿子……”她周身一颤,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对不起,我是来取钱的。如果识相的话,我也不难为你们。”陌生人手中的匕首在炭火的映照下,更加寒光闪闪。

  

“啊,啊,我和老伴儿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不中用了。你想要什么就随便拿吧。但请您千万不要到楼上去。”房主人哆哆嗦嗦地说。

  

“噢?楼上是不是有更贵重的东西?”陌生人眼睛顿时一亮,露出一股贪婪的神色。

  

“不,不,是我儿子在上面学习呢。”房主人慌忙解释。

  

“如此说来,我更得小心点。动手之前,必须先把他捆起来。”

  

“别,别这样。恳求您别伤害我们的儿子。”

  

“滚开!”

  

陌生人三步两步蹿上楼梯。陈旧的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呆呆地站在那里。

  

突然,喀嚓一声,随着一声惨叫,一个沉重的物体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房主人从呆愣中醒了过来,慌忙对老伴儿说:“一定是我们的儿子把这家伙打倒的。快给警察挂电话……”

  

很快,警察们赶来了。在楼梯口,警察发现了摔伤了腿躺在那里的陌生人。

  

“哪有这样的人,学习也不点灯。害得我一脚踩空。真晦气。”陌生人一副懊丧的样子。

  

上楼搜查的警察很快下来了。

  

“警长,整个楼上全搜遍了,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可房主人明明在电话中说是他儿子打倒的强盗,是不是房主人神经不正常?”

“不是的。他们唯一在上学的儿子早在数年前的一个冬天死了。可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说,儿子在楼上学习呢。”

  

谁也没有再说话。屋里很静,屋外也很静。那白色的小精灵依然悠悠然然地飞落下来……

雪夜

文/星新一

雪花象无数白色的小精灵,悠悠然从夜空中飞落到地球的脊背上。整个大地很快铺上了一条银色的地毯。

  

在远离热闹街道的一幢旧房子里,冬夜的静谧和淡淡的温馨笼罩着这一片小小的空间。火盆中燃烧的木炭偶尔发出的响动,更增浓了这种气氛。

  

“啊!外面下雪了。”坐在火盆边烤火的房间主人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

  

“是啊,难怪这么静呢!”老伴儿靠他身边坐着,将一双干枯的手伸到火盆上。

  

“这样安静的夜晚,我们的儿子一定能多学一些东西。”房主人说着,向楼上望了一眼。

  

“孩子大概累了,我上楼给他送杯热茶去。整天闷在屋里学习,我真担心他把身体搞坏了。”

  

“算了,算了,别去打搅他了。他要是累了,或想喝点什么,自己会下楼来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父母的过分关心,往往容易使孩子头脑负担过重,反而不好。”

  

“也许你说得对。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这毕业考试不是件轻松事。我真盼望孩子能顺利地通过这一关。”老伴儿含糊不清地嘟哝着,往火盆里加了几块木炭。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寂静的气氛。

  

两人同时抬起头来,相互望着。

  

“有人来。”

  

房主人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随着开门声,一股寒风带着雪花挤了进来。

  

“谁啊?”

  

“别问是谁。老实点,不许出声!”

  

门外一个陌生中年男子手里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声音低沉,却掷地有声。

  

“你要干什么?”

  

“少罗嗦,快老老实实地进去!不然……”陌生人晃了晃手中的匕首。

  

房主人只好转身向屋子里走去。

  

老伴儿迎了上来:“谁呀?是找我儿子……”她周身一颤,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对不起,我是来取钱的。如果识相的话,我也不难为你们。”陌生人手中的匕首在炭火的映照下,更加寒光闪闪。

  

“啊,啊,我和老伴儿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不中用了。你想要什么就随便拿吧。但请您千万不要到楼上去。”房主人哆哆嗦嗦地说。

  

“噢?楼上是不是有更贵重的东西?”陌生人眼睛顿时一亮,露出一股贪婪的神色。

  

“不,不,是我儿子在上面学习呢。”房主人慌忙解释。

  

“如此说来,我更得小心点。动手之前,必须先把他捆起来。”

  

“别,别这样。恳求您别伤害我们的儿子。”

  

“滚开!”

  

陌生人三步两步蹿上楼梯。陈旧的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呆呆地站在那里。

  

突然,喀嚓一声,随着一声惨叫,一个沉重的物体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房主人从呆愣中醒了过来,慌忙对老伴儿说:“一定是我们的儿子把这家伙打倒的。快给警察挂电话……”

  

很快,警察们赶来了。在楼梯口,警察发现了摔伤了腿躺在那里的陌生人。

  

“哪有这样的人,学习也不点灯。害得我一脚踩空。真晦气。”陌生人一副懊丧的样子。

  

上楼搜查的警察很快下来了。

  

“警长,整个楼上全搜遍了,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可房主人明明在电话中说是他儿子打倒的强盗,是不是房主人神经不正常?”

“不是的。他们唯一在上学的儿子早在数年前的一个冬天死了。可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说,儿子在楼上学习呢。”

  

谁也没有再说话。屋里很静,屋外也很静。那白色的小精灵依然悠悠然然地飞落下来……

荣辱

文/丰子恺

为了一册速写簿遗忘在里湖的一爿小茶店里了,特地从城里坐黄包车去取。讲到车钱来回小洋四角。

这速写簿用廿五文一大张的报纸做成,旁边插着十几个铜板一枝的铅笔。其本身的价值不及黄包车钱之半。我所以是要取者,为的是里面已经描了几幅画稿。本来画稿失掉了可以凭记忆而背摹;但这几幅偏生背摹不出,所以只得花了功夫和车钱去取。我坐在黄包车里心中有些儿忐忑。仔细记忆,觉得这的确是遗忘在那茶店里面第二只桌子的墙边的。记得当我离去时,茶店老板娘就坐在里面第一只桌子旁边,她一定看到这册速写簿,已经代我收藏了。即使她不收藏,第二个顾客坐到我这位置里去吃茶,看到了这册东西一定不会拿走,而交给老板娘收藏。因为到这茶店里吃茶的都是老主顾,而且都是劳动者,他们拿这东西去无用。况且他们曾见我在这里写过好几次,都认识我,知道这是我的东西,一定不会吃没我。我预卜这辆黄包车一定可以载了我和一册速写而归来。

车子走到湖边的马路上,望见前面有一个军人向我对面走来。我们隔着一条马路相向而行,不久这人渐渐和我相近。当他走到将要和我相遇的时候,他的革靴嘎然一响,立正,举手,向我行了一个有色有声的敬礼。我平生不曾当过军人,也没有吃粮的朋友,对于这种敬礼全然不惯,不知怎样对付才好,一刹那间心中混乱。但第二刹那我就决定不理睬他。因为我忽然悟到,这一定是他的长官走在我的后面,这敬礼与我是无关的。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坐在车中,但把眼斜转去看他礼毕。我的车夫跑得正快,转瞬间我和这行礼者交手而过,背道而驰。我方才旋转头去,想看看我后面的受礼者是何等样人。不意后面并无车子,亦无行人,只有那个行礼者。他正也在回头看我,脸上表示愤怒之色,隔着二三丈的距离向我骂了一声悠长的“妈——的!”然后大踏步去了。我的车夫自从见我受了敬礼之后,拉得非常起劲。不久使我和这“妈——的”相去遥远了。

我最初以为这“妈——的”不是给我的,同先前的敬礼的不是给我一样。但立刻确定它们都是给我的。经过了一刹那间的惊异之后,我坐在黄包车里独自笑起来。大概这军人有着一位长官,也戴墨镜,留长须,穿蓝布衣,其相貌身材与我相象。所以他误把敬礼给了我。但他终于发觉我不是他的长官,所以又拿悠长的“妈——的”来取消他的敬礼。我笑过之后一时终觉不快。倘然世间的荣辱是数学的,则“我+敬-妈的=我”同“3+1-1=3”一样,在我没有得失,同没有这回事一样,但倘不是数学的而是图画的,则涂了一层黑色之后再涂一层白色上去取消它,纸上就堆着痕迹,或将变成灰色,不复是原来的素纸了,我没有冒领他的敬礼,当然也不受他的“妈——的”。但他的敬礼实非为我而行,而他的“妈——的”确是为我而发。故我虽不冒领敬礼,他却要我是收“妈——的”。无端被骂,觉得有些冤枉。

但我的不快立刻消去。因为归根究底,终是我的不是,为甚么我要貌似他的长官,以致使他误认呢?昔夫子貌似了阳货,险些儿“性命交关”。我只受他一个“妈——的”,比较起来真是万幸了。况且我有因此得些便宜:那黄包车夫没有听见“妈——的”,自从见我受了军人的敬礼之后,拉的非常起劲。先前咕噜地说“来回四角太苦”,后来一声不响,出劲地拉我到小茶店里,等我取得了速写簿,又出劲地拉我回转。给他四角小洋,他一声不说:我却自动地添了他五个铜子。

我记录了这段奇遇之后,作如是想:因误认而受敬,因误认而被骂。世间的毁誉荣辱,有许多是这样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于杭州

小女孩和厌倦

文/于尔克·舒比格

一个小女孩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感到厌倦过,在下雨天也没有星期天也没有。有一天她决定去认识一下厌倦。

她先去向报刊亭里那个总是在打呵欠的卖报女人打听。

“它刚才还在这里呢,”女人说,“你只要等一会儿,它很快会回来的。”

小女孩等着。她看着女人工作。当她点钱的时候,她的手指翻着现金柜,好象在玩一件乐器。厌倦没有来。

“也许我该去路上等它,”小女孩说。她谢过了女人,离开了。

“如果我真的碰到了厌倦,”她一边走一边想,“我要怎么才能认出它来呢?”

小女孩向一位穿着桔黄色工作服正在爬梯子的先生提了这个问题。

“我能告诉你厌倦长得象什么,”先生回答说,“首先,它很长。”

“怎么长?”

“象所有尽头的尽头那么长。”

“然后呢?”小女孩问。

男人已经又爬了几节梯子。

“然后,它是浅灰色的。差不多是浅灰色的。”

“差不多是浅灰色的。”小女孩重复了一遍。

那天差不多是浅灰色的东西有很多:一只猫,一条路,一条裤子,墙,但是这些都不够长。

小女孩顺着一条街走,然后是另一条,然后她从一座铁路桥下走过,到头来,没有什么是足够长的。她穿过了一片田野,然后是另一片,沿着一条岸边满是杨树的小河走,她一口气走下去,走到了一切的尽头,所有尽头的尽头。

厌倦远远地看见小女孩走过来。

“哎,苏菲?”她走近的时候,他问道。

苏菲停下了。

“你怎么知道我叫苏菲?”

“这一下就能看出来。”

苏菲盯着厌倦。

“要说你呀,可不能一下看出来。的确你首先很长,然后你又差不多是浅灰色,但是除此而外,你更……”

“更什么?”

小女孩张开了嘴,但什么也没说。她打了个呵欠。

缝扣子

文/王小波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时,每隔三到五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二,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了一点西洋学术,比方说,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她肯定要逼我跟她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她学,她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她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她能学会这东西,而是说她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

王小波与沉默的大多数

文/梁文道

公众视野里有两个姓王的作家很红,一个王朔,一个王小波。王朔还活着,而且到处上节目,接受媒体采访,闹出过很多风波,大家关注他很自然。但是王小波死了十年,虽死犹生,依旧有很多人在怀念他。每当你看着那些怀念活动、纪念文章,难免困惑:谁是王小波?王小波是干什么的?他写了什么东西?留下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他成了一个神话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底下的王小波又是谁呢?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被炒作起来的,之前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发起了一个重走小波路的活动,找了一批王小波的粉丝,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王小波曾经走过的路,这个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朝圣”,也有人干脆说是“炒作”。王小波去世之后,每年都有很多人重新关注他、纪念他。他去世十周年的时候,《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纪》等刊物都纷纷刊出封面专题,重整他的故事。此外,还有艺术家专门做了王小波的裸像,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露出个生殖器,软叭叭地搭拉下来。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认为侮辱了王小波,但艺术家自己却说他觉得这么做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最坦白的致敬,因为王小波写东西就很坦白、很真实。

过去网上有一个“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其中一个人物叫欢乐宋,他接受杂志访问时畅谈了为什么宁愿当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他一方面说自己不会崇拜王小波,不会把他当成神,另一方面又说自己爱好文学,觉得自己这一代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他。这不是把他当成神是什么呢?

坦白讲,我对王小波的感觉跟很多读者不一样,他们心目中的王小波特立独行、非常自由,是一代启蒙者,包括我认识的一些评论界同行都坦承受他影响非常大。但是无论我怎么看他的东西,就是产生不了大家说的那种“感动”跟“触碰”。后来才明白,因为我生活在香港,跟大陆朋友所处的语境有点不一样,感受自然不同。

王小波曾说,影响他最多的作家是福柯和罗素,我在80年代末就已经在看这些人的东西了,所以再看王小波时并不会感到特别震撼,震撼往往来自于看到、听到一些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这使得我往往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王小波的作品跟“王小波热”。

大家常说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个观点值得探讨。首先,他放弃了大学里相当稳定的职业机会而选择当自由撰稿人,大家觉得这很可贵,这是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也依然存在,只是经过几十年之后,他这样的自由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特别罢了。而这种自由正是另一种不自由,因为你必须在市场上贩卖你的文章跟作品来维持生计,全世界有哪个地方的作家不是处于这样所谓“自由”或“不自由”的状态中呢?

其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很多人说他有点像梵高:生前潦倒没人认识,死后大家越来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神话。都说王小波特立独行,这个好,那个好,文笔好到能够拿诺贝尔奖等等。我认同王小波写的东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怀疑那些不断在赞颂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里到底有多少真正看过他的作品?

他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经死了十年了,我们受到他多少影响?现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于自己去思考?敢于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装作“敢于”的样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要说谁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要她封嘴呢?这些人有没有尊重过自由思考?如果我们断定一个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说或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说的东西、做的事情是否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经死去十年了,如今我们重新看他的作品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关怀跟现在有什么差别,那时关心的问题到今天有哪些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

《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文集让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点。书里有篇文章讲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批评的是十几年前,越来越多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开始学港台腔了。“当时港台文化正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说起来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文章认为大家应该坚持说好京片子,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语音歧视。比如我们说广东话的人,有时候在香港会歧视一些广东话说不好的人,总觉得他们说的不算正宗广东话,甚至连广州的广东话也看不起,觉得很土,像这种语音歧视背后包含的是一种文化歧视,比如“港台就是没文化,只是有钱”,这样的想法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是个败笔,但即便如此,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来犹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们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欢搞论战,一论战就把人分类,王小波有时候被人拨到这边来,有时又给归到那边去。我们看那些论战,尤其是网上的论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情绪化,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比如不满意某个人写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讨论如何不满意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击的程度。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论战与道德》。十多年前,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了,但是王小波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出谁好谁坏。他说当年上演了一个电视剧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跟记者开了个研讨会,会议记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明皇》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等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了,因为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认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赖,但有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

某年春天,王小波在北方一个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们用了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我现在给大家耍猴戏。”在王小波看来,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息。我觉得到今天似乎依旧如此,我们很喜欢在文化论战的时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圣,占据道德高地。这么一来,凡是反对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书里提到要小心民族主义的情绪,文章名为《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与其说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警惕蛊惑宣传。他认为有人把民族主义用一种蛊惑宣传的手法宣扬出来很有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出现很多矛盾的时候,要解决现实问题是很难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说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孽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可以达到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整篇文章虽然看起来是在讲纳粹德国,但他在结尾处说道:“中国这个地方是个特别欢迎宣传、蛊惑宣传的地方,大家也特别容易中蛊惑宣传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这是王小波十年前给大家的警告。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文/王小波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一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前一种精神的不足;那个时候列强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这种物欲横流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谓利,就是能满足物质欲望的东西。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得凶了就要打破头。现代科技发达,可以从开发自然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的替代物,这个暂且不提。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根源。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温到华氏七十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这在控制论上叫做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欲望满足,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风: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做“自激”。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它在满足物欲方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它的后盾。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要制止这种自激,提出个好东西,叫做“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见《孟子·离娄上》)

有关自激像抽风,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凡高级动物脑子里都有快乐中枢,对那地方施以刺激,你就乐不可支。据说吸毒会成瘾,就是因为毒品直接往那里作用。有段科普文章里说到有几个缺德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电键,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结果它就抽了风,废寝忘食地狂敲不止。我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在寻海豚的开心,而希望他们是在做重要的试验。不管怎么说吧,上下交征利,是抽这种风,无止境地开发自然,也是抽这种风。我们可以教给西方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里最直接的就是性爱,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虽然讲出的道理很是牵强——说“慕少艾”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是后天学坏了,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实际原因也很简单,它可能导致自激。孟子说,乐之实,乃是父子之情,手足之情(顺便说说,有注者说这个“乐”是音乐之“乐”,我不大信),再辅之以礼,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是孟子的说法,但我不大信服。他所说的那种快乐也可以自激,就如孟子自己说的:“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谁要说这不叫抽风,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么是抽风。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一大帮人站在一边拍巴掌,谁也抽不到这种程度——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

中国人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了乐趣,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因为有此优点,我们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中国社会四平八稳,不容易出毛病。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我也不敢妄自菲薄。但是基督曾说,不要只看到别人眼里有木刺,没准自己眼里还有大梁呢。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得过了头,一样会导致抽风式的举动。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也是个放大器。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搞不清。举例言之,我们讲究孝道,人人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谁能说这不是自激现象?再举一例,中国传统道德里要求妇女守身如玉,从一而终,这可是个好道德吧?于是人人盛赞节烈妇女。翻开历史一看,女人为了节烈,割鼻子拉耳朵的都有。鼻子耳朵不比头发指甲,割了长不出来,而且人身上有此零件,必有用处,拿掉了肯定有不便处。若是为“节烈”之名而自杀,肯定是更加不妥的了。此类行为,就像那条抽风的海豚。

“文化革命”中大跳忠字舞时,也是抽的这种风;你越是五迷三道,晕头涨脑,大家就越说你好,所以当时九亿人民都像发了四十度的高烧。不用我说,你就能发现,这正是孟子说的那种手舞足蹈的现象。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用不着我来提醒,就知道它是有很大害处的。“忠”可算是有东方特色的,而且可以说它是孝的一种变体,所以东方精神发扬到了极致,和西方精神一样的不合理,没准还会更坏。我们这里不追求物欲的极大满足,物质照样不够用。正如新儒家学者所说,我们的文化重人,所以人多了一定好,假如是自己的种,那就更好:做父母的断断不肯因为穷、养不起就不生,生得多了,人际关系才能极大丰富,对不对?于是你有一大帮儿子就有人羡慕。结果中国有十二亿人,虽然都没有要求开私家车,用空调机,能源也是不够用。只要一日三餐的柴火,就能把山林砍光,只要有口饭吃,地就不够种。偶尔出门一看,到处是人山人海,我就觉得咱们这里自激得很厉害。虽然就个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物欲,就总体来看还是很过分,中国人一年烧掉十亿吨煤,造出无数垃圾,同样也超过地球的承受力。现在社会虽然平稳,拿着这么多的人口也是头疼。故而要计划生育,这就使人伦的基础大受损害。倘若这种东方特色不能改变,那就只能把大家变到身高三寸,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又可以快乐地生活,并且享受优越的人际关系。可以预言,过个三五百年,三寸又嫌太高。就这么缩下去,一直缩到风能吹走,看来也不是好办法。

本文的主旨,在于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快乐观。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幸福的来源,就是不计苦乐、不计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种类、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当然,这是人在正常时的情形,被人哄到五迷三道、晕头转向的人不在此列。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费本身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起哄。我能够理解这种毛病是什么,但是缺少亲身体验。假如把人际关系和谐本身也当成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身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当然就更是有病,而且这种毛病我亲身体验过了(在“文化革命”里人人表忠心的时候)。人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饿了,找个干净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它弄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喝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东方社会有东方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而且两边比较起来,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

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激,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激去干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激,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激去干扰;这样激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搞得不好,还能把两种毛病一齐染上:出了门,穷奢极欲,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满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指挥上演种种草菅人命的丑剧(就像大邱庄发生过的那样);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兴趣,了无生趣——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这两样人物我们在当代中国都已经看到了。

核桃腰

文/梁实秋

偶临某小馆,见菜牌上有核桃腰一味,当时一惊,因为我想起厚德福名菜之一的核桃腰。由于好奇,点来尝尝。原来是一盘炸腰花,拌上一些炸核桃仁。软炸腰花当然是很好吃的一样菜,如果炸的火候合适。炸核桃仁当然也很好吃,即使不是甜的也很可口。但是核桃仁与腰花杂放在一个盘子里则似很勉强。一软一脆,颇不调和。

厚德福的核桃腰,不是核桃与腰合一炉而冶之;这个名称只是说明这个腰子的做法与众不同,吃起来有核桃滋味或有吃核桃的感觉。腰子切成长方形的小块,要相当厚,表面上纵横划纹,下油锅炸,火候必须适当,油要热而不沸,炸到变黄,取出蘸花椒盐吃,不软不硬,咀嚼中有异感,此之谓核桃腰。

一般而论,北地餐馆不善治腰。所谓炒腰花,多半不能令人满意,往往是炒得过火而干硬,味同嚼蜡。所以有些馆子特别标明南炒腰花,南炒也常是虚有其名。炝腰片也不如一般川菜馆或湘菜馆之做得软嫩。炒虾腰本是江浙馆的名菜,能精制细做的已不多见,其他各地餐馆仿制者则更不必论。以我个人经验,福州馆子的炒腰花最擅胜场。腰块切得大大的、厚厚的,略划纵横刀纹,做出来其嫩无比,而不带血水。勾汁也特别考究,微带甜意。我猜想,可能腰子并未过油,而是水汆,然后下锅爆炒勾汁。这完全是灶上的火候功夫。此间的闽菜馆炒腰花,往往是粗制滥造,略具规模,而不禁品尝,脱不了“匠气”。有时候以海蜇皮垫底,或用回锅的老油条垫底,当然未尝不可,究竟不如清炒。抗战期间,偶在某一位作家的岳丈郑老先生家吃饭,郑先生是福州人,司法界的前辈,雅喜烹调,他的郇厨所制腰花,做得出神入化,至善至美,一饭至今而不能忘。

洋罪

文/梁实秋

有些人,大概是觉得生活还不够丰富,于顽固的礼教、愚昧的陋俗、野蛮的禁忌之外,还介绍许多外国的风俗习惯,甘心情愿的受那份洋罪。

例如:宴集茶会之类偶然恰是十三人之数,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但往往就有人把事态扩大,认为情形严重,好像人数一到十三,其中必将有谁虽欲“寿终正寝”而不可得的样子。在这种场合,必定有先知先觉者托故逃席,或临时加添一位,打破这个凶数,又好像只要破了十三,其中人人必然“寿终正寝”的样子。对于十三的恐怖,在某种人中间近已颇为流行。据说,它的来源是外国的。耶稣基督被他的使徒犹大所卖,最后晚餐时便是十三人同席。因此十三成为不吉利的数目。在外国,听说不但宴集之类要避免十三,就是旅馆的号数也常以十二A来代替十三。这种近于迷信而且无聊的风俗,移到中国来,则于迷信与无聊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个可嗤!

再例如:划火柴给人点纸烟,点到第三人的纸烟时,则必有热心者迫不及待的从旁嘘一口大气,把你的火柴吹熄。一根火柴不准点三支纸烟。据博闻者说,这风俗也是外国的。好像这风俗还不怎样古,就在上次大战的时候,夜晚战壕里的士兵抽烟,如果火柴的亮光延续到能点燃三支纸烟那么久,则敌人的枪弹炮弹必定一齐飞来。这风俗虽“与抗战有关”,但在敌人枪炮射程以外的地方,若不加解释,则仍容易被人目为近于庸人自扰。

又例如:朋辈对饮,常见有碰杯之举,把酒杯碰得口当一声响,然后同时仰着脖子往下灌,咕噜咕噜的灌下去,点头咂嘴,踌躇满志。

为什么要碰那一下子呢?这又是外国规矩。据说在相当古的时候,而人心即已不古,于揖让酬应之间,就许在酒杯里下毒药,所以主人为表明心迹起见,不得不与客人喝个“交杯酒”,交杯之际,口当的一声是难免的。到后来,去古日远,而人心反倒古起来了,酒杯里下毒药的事情渐不多见,主客对饮只须做交杯状,听那口当然一响,便可以放心大胆的喝酒了。碰杯之起源,大概如此。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之下,喝交杯酒是未可厚非的。如果碰一下杯,能令我们警惕戒惧,不致忘记了以酒肉相饷的人同时也有投毒的可能,而同时酒杯质料相当坚牢不致磕裂碰碎,那么,碰杯的风俗却也不能说是一定要不得。

大概风俗习惯,总是慢慢养成,所以能在社会通行。如果生吞活剥的把外国的风俗习惯移植到我们的社会里来,则必窒碍难行,其故在不服水土。讲到这里我也有一个具体的而且极端的例子:四月一日,打开报纸一看,皇皇启事一则如下:“某某某与某某某今得某某某与某某某先生之介绍及双方家长之同意,订于四月一日在某某处行结婚礼,国难期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诸亲友。”结婚只是男女两人的事,与别人无关,而别人偏偏最感兴趣。启事一出,好事者奔走相告,更好事者议论纷纷,尤好事者拍电致贺。

四月二日报纸上有更皇皇的启事一则如下:“某某某启事,昨为西俗万愚节,友人某某某先生遂假借名义,代登结婚启事一则以资戏弄,此事概属乌有,诚恐淆乱听闻,特此郑重声明。”好事者嗒然若丧,更好事者引为谈助,尤好事者则去翻查百科全书,寻找万愚节之源起。

四月一日为万愚节,西人相绐以为乐。其是否为陋俗,我们管不着,其是否把终身大事也划在相绐的范围以内,我们亦不得知。我只觉得这种风俗习惯,在我们这国度里,似嫌不合国情。我觉得我们几乎是天天在过万愚节。舞文弄墨之辈,专作欺人之谈,且按下不表,单说市井习见之事,即可见我们平日颇不缺乏相绐之乐。有些店铺高高悬起“言无二价”、“童叟无欺”的招牌,这就是反映着一般的诳价欺骗的现象。凡是约期取件的商店,如成衣店、洗衣店、照像馆之类,因爽约而使我们徒劳往返的事是很平常的,然对外国人则不然,与外国人约甚少爽约之事。我想这原因大概就是外国人只有在四月一日那一天才肯以相绐为乐,而在我们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随便那一天都无妨定为万愚节。万愚节的风俗,在我个人,并不觉得生疏,我不幸从小就进洋习甚深的学校,到四月一日总有人伪造文书诈欺取乐,而受愚者亦不以为忤。现在年事稍长,看破骗局甚多,更觉谑浪取笑无伤大雅。不过一定要仿西人所为,在四月一日这一天把说谎普遍化、合理化,而同时在其余的三百六十多天又并不仿西人所为,仍然随时随地的言而无信互相欺诈,我终觉得大可不必。

外国的风俗习惯永远是有趣的,因为异国情调总是新奇的居多。新奇就有趣。不过若把异国情调生吞活剥的搬到自己家里来,身体力行,则新奇往往变成为桎梏,有趣往往变成为肉麻。基于这种道理,很有些人至今喝茶并不加白糖与牛奶。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