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一哲

折磨我的老腰啊,可是这个小家伙依然没有出来的意思 2018-09-13 19:40 by fifsky

钱阿姨

文/北岛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落脚到我家当保姆。那时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体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搞卫生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经满地跑了。

1957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她一气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不和,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涨过,每月总共239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16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蹦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365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早就像弹簧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逃离。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驾的言外之意。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扬州来信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可候选人不是农村户口,就是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可疑,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在变形的工人农民代表的焦灼注视下,过路人全都跟贼似的,六神无主。可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飘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

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式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一阵她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背语录——她的困难是不识字,扬州话还绕口。那年钱阿姨43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1969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1970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还有老年斑,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作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作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在家闲得无事,她心里不踏实,花了120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阴错阳差,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出闲话,正监督劳动的父亲陈述难言之隐。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我们家最终未实现给她养老送终的承诺。

1982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的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70元)。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欢迎你到荷兰来

文/金斯利

时常有人问起我抚育残疾孩子的经历,以便帮助那些不曾有过这种独特经历的人对此有所理解。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就好象是规划一次愉快的意大利旅行。你买回一大堆的旅行指南,把旅行计划安排的详尽而周密:罗马圆形大剧场、米开朗基罗、威尼斯的贡多拉,或许,你还会学点简单的意大利语……一切都是那么让人兴奋。

经过几个月的热切期盼,这一天终于到了。你打点好自己的行装出发了。几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空姐走过来,笑盈盈地说道:“欢迎你到荷兰来!”

“荷兰?”你感到茫然不解。

“怎么可能是荷兰?我可是要去意大利度假的!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去意大利旅行,我应该到意大利呀!”

然而,航班改变了飞行计划,飞机已在荷兰降落,你必须停留在这里。还好,这里也不是什么瘟疫肆虐、饥荒遍地的恐怖之地。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于是,你别无选择地下了飞机。重新去买些旅行指南,抓紧学习当地陌生的语言,你还会遇到很多你本来永远也不会遇到的人。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这里的生活节奏要比意大利慢的多,这里的生活也不如意大利绚丽多彩。来到荷兰之后,你歇上一口气,就该四处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荷兰有风车,荷兰有郁金香,荷兰还有伦勃朗……

可是,你所认识的人都在忙着一次又一次地去意大利旅行,都在大谈意大利的旖旎风光。你的下半辈子都会在重复这样一句话:“是的,我本该也去意大利。我原计划就是去意大利旅行。”

这次经历给你带来的痛苦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那个梦想的丧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可是,如果你的一生都用来为错过了意大利之行而懊伤,你将永远无法享受荷兰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工作与人生

文/王小波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选自《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豌豆

文/汪曾祺

在北市口卖熏烧炒货的摊子上,和我写的小说《异秉》里的王二的摊子上,都能买到炒豌豆和油炸豌豆。二十文(两枚当十的铜元)即可买一小包,撒一点盐,一路上吃着往家里走,到家门口,也就吃完了。

离我家不远的越塘旁边的空地上,经常有几副卖零吃的担子。卖花生糖的。大粒去皮的花生仁,炒熟仍是雪白的,平摊在抹了油的白石板上,冰糖熬好,均匀地浇在花生米上,候冷,铲起。这种花生糖晶亮透明,不用刀切,大片,放在玻璃匣里,要买,取出一片,现约,论价。冰糖极脆,花生很香。卖豆腐脑的。我们那里的豆腐脑不像北京浇口蘑渣羊肉卤,只倒一点酱油、醋,加一滴麻油-一用一只一头缚着一枚制钱的筷子,在油壶里一蘸,滴在碗里,真正只有一滴。但是加很多样零碎作料:小虾米、葱花、蒜泥、榨菜末、药芹末一一我们那里没有旱芹,只有水芹即药芹,我很喜欢药芹的气味。我觉得这样的豆腐脑清清爽爽,比北京的勾芡的黏黏糊糊的羊肉卤的要好吃。卖糖豌豆粥的。香粳晚米和豌豆一同在铜锅中熬熟,盛出后加洋糖(绵白糖)一勺。夏日于柳荫下喝一碗。风味不恶。我离乡五十多年,至今还记得豌豆粥的香味。

北京以豌豆制成的食品,最有名的是“豌豆黄”。这东西其实制法很简单,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5寸x3寸的长方块,再加刀割出四方小块,分而不离,以牙签扎取而食。据说这是“宫廷小吃”,过去是小饭铺里都卖的,很便宜,现在只仿膳这样的大餐馆里有了,而且卖得很贵。

夏天连阴雨天,则有卖煮豌豆的。整粒的豌豆煮熟,加少量盐,搁两个大蒜瓣在浮头上,用个绿茶碗量了卖。

虎坊桥有一个傻子卖煮豌豆,给得多。虎坊桥一带流传一句歇后语:“傻子的豌豆——多给”。北京别的地区没有这样的歇后语。想起煮豌豆,就会叫人想起北京夏天的雨。

早年前有磕豌豆模子的。豌豆煮成泥,摁在雕成花样的木模子里,磕出来,就成了一个一个小玩意儿,小猫、小狗、小兔、小猪。买的都是孩子,也玩了,也吃了。

以上说的是干豌豆。新豌豆都是当菜吃。烩豌豆是应时当令的新鲜菜。加一点火腿丁或鸡茸自然很好,就是素烩,也极鲜美。烩豌豆不宜久煮,久煮则汤色发灰,不透亮。

全国兴起了吃荷兰豌豆也就近几年的事。我吃过的荷兰豆以厦门为最好,宽大而嫩。厦门的汤米粉中都要加几片荷兰豆,可以解海鲜的腥味。北京吃的荷兰豆都是从南方运来的。我在厦门郊区的田里看到正在生长着的荷兰豆,搭小架,水红色的小花,嫩绿的叶子,嫣然可爱。

豌豆的嫩头,我的家乡叫豌豆头,但将“豌”字读成“安”。云南叫豌豆尖,四川叫豌豆颠。我的家乡一般都是油盐炒食。云南、四川加在汤面上面。叫做“飘”或“青”。不要加豌豆苗,叫“免飘”;“多青重红”则是多要豌豆苗和辣椒。吃毛肚火锅,在涮了各种荤料后,浓汤中推进一大盘豌豆颠,美不可言。

豌豆可以入画。曾在山东看到钱舜举的册页,画的是豌豆,不能忘。钱舜举的画设色娇而不俗,用笔稍细而能潇洒,我很喜欢。见过一幅日本竹内栖风的画,豌豆花、叶颜色较钱舜举尤为鲜丽,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豌豆前面画了一条赭色的长蛇,非常逼真。是不是日本人觉得蛇也很美?

如果你没有了我

文/刘墉

恋爱中的男女常会说:“如果我没有了你……”

当他们结婚,有了孩子,那句话可能成为:“如果家没有了我……”

再过几十年,孩子都大了,老伴也老了,死亡已经成为眼前事,那句话或将是:“如果你没有了我……”

血气方刚的时候,追求的是另一半,要的常是对方的全部。那爱是炙热燃烧的火,以最大的愿望,企盼对方跟自己一起燃烧;那是一对一的,百分之百对百分之百的;那是纯的,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掺入,容不得第三者的干预;那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爱、崇高的爱、不现实的爱。

但是当我们有了下一代,爱的烈焰,就变成文文的炭火。没有熏人的黑烟、没有炙人的火苗,夫妻成为守炭火的人,适时地拨一拨,适时地添些炭,适时地把自己投掷下去,只为了火要维持———只为了我们的孩子正在旁边,安详地睡着。

然后,孩子自己有了家。夜色中远远望去,他们一家,正围着红红的炭火,相互倚靠着。剩下老两口前面的火,却默默地暗淡:

“我累了,不能再跟你一块添火,当我走后,你要好好过!如果孩子好,可以过去围他们的那堆火;如果孩子不好,跟你借炭,你可要慎重,还是留些温暖给自己……”

我想,每个曾经恋爱、曾经养育以及走向老年的人,都可能有这样的感触。

这就是爱的三种境界。

爱和信任

文/三毛

每次回国,下机场时心中往往已经如临大敌,知道要面临的是一场体力与心力极大的考验与忍耐。其实,外在的压力事实上并不大会于扰到内心真正的那份自在和空白,是可以二分的。

最怕的人,是母亲。在我爱的人面前,“应付”这个字,便使不出来。爱使一切变得好比“最初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字的定义下去讲理论和手段的。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国,单独上街去的时候,母亲追了出来,一再的叮咛着:“绿灯才可以过街,红灯要停步,不要忘了,这很危险的呀!”

  

当时,我真被她烦死了,跑着逃掉,口里还在悄悄的顶嘴,怪她不肯信任我。可是当我真的停在一盏红灯的街道对面时,眼泪却夺眶而出。“妈妈,我不是不会,我爱你,你看,我不是停步了。”最近,又回国了,母亲要我签名送书给亲戚们,我顺从的开始写,她又在旁边讲:“余玉云姐姐的玉字,是贾宝玉的玉,你要称她姐姐,因为我们太爱这位正直、敬业的朋友。不要写错了,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的玉,斜玉边字加一个点,不要错了——”那时,我忍下了,因为她永远不相信我会写这个玉字,我心里十分不耐,可是不再顶嘴。

  

我回国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吃鱼,母亲怕我被刺卡住。穿衣,她在一旁指点。万一心情好,多吃了一些,她强迫我在接电话的那挤忙不堪的时候内,要我同时答话,同时扳开口腔,将呛死人的胃药粉,人参粉和维他命,加上一杯开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灌溉下去。结果人呛得半死,她心安理得的走开。电话的对方,以为我得了气喘。

  

回想起来,每一度的决心再离开父母,是因为对父母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而我不反抗,在这份爱的泛滥之下,母亲化解了我已独自担当的对生计和环境全然的责任和坚强——她不相信我对人生的体验。在某些方面,其实做孩子的已是比她的心境更老而更苍凉。无论如何说,固执的母爱,已使我放弃了挑战生活的信心和考验,在爱的伟大前提之下,母亲胜了,也因对她的爱无可割舍,令人丧失了一个自由心灵的信心和坚持。我想了又想,这件家庭的悲喜剧,只有开诚布公的与父母公开谈论,请他们信任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要太过于以他们的方式来保护我。这件事,双方说得坦诚,也同意万一我回国定居,可能搬出去住,保持距离,各自按照正确的方向,彼此做适度的退让和调整。这一点,父母一口答应了。而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了一个在别的家庭中,可能引起极大的伤心,甚而加上不幸罪名的叛逆者,幸而父母开明,彼此总算了解。

  

讲通了,乐意回国定居,可是母亲突然又说:“那么你搬出去我隔几天一定要送菜去给你吃,不吃我不安心。”

  

又说:“莫名其妙的男朋友,不许透露地址,他们纠缠你,我们如何来救,你会应付吗?”

  

十七年离家,自爱自重,也懂得保护自己,分别善恶和虚伪,可是,在父母的眼中,我永远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他们绝对不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人世的复杂。虽然品格和教养是已慢慢在建立,可是他们只怕我上当。

  

父亲其实才是小孩子,他的金钱,借出去了,大半有去无还,还不敢开口向人讨回,这使他的律师公费,常常是年节时送来一些水果,便解决了他日夜伏案的辛劳。

  

有一次,一场费力的诉讼结果,对方送了一个大西瓜来,公费便不提了,当事人走时,父亲居然道谢又道谢,然后开西瓜叫我们吃。我当时便骂他太没有勇气去讨公费,他居然一笑置之,说这是意外的收入,如果当事人一毛不拔,过河拆桥,反脸不认,又将他如何。

  

这种行径,我不去向他反覆啰嗦,因为没有权利,因为我信任他,不会让我们冻饿。可是,当我舍不得买下一件千元以上的衣服时,他又反过来拚命讲道理我听,说我太节省,衣着太陈旧,有失运用金钱的能力,太刻苦,所谓刻薄自己也。其实,名、利、衣、食,和行,在我都不看重。只有在住的环境上,稍稍奢侈。渴望一片蓝天,一个可以种花草的阳台,没有电话的设备,新鲜的空气,便是安宁的余生,可是,这样的条件,在台湾,又岂容易?

  

父母期望的是——“喂猪”。当我看见父母家的窗外一片灰色的公寓时,我的心,常常因为视线的无法辽阔和舒畅,而觉自由心灵的丧失和无奈——毕竟,不是大隐。吃不吃,都不能解决问题,可是母亲不理这些,绝对不理。

  

母亲看我吃,她便快乐无比。我便笑称,吃到成了千台斤的大肥猪而死时,她必定在咽气之前,还要灌一碗参汤下去,好使她的爱,因为那碗汤,使我黄泉之路走得更有体力。

  

爱和信任,爱与尊重,爱过多时,便是负担和干扰。这种话,对父母说了千万次,因为他们的固执,失败的总是我——因为不忍。毕竟,这一切,都是出于彼此刻骨的爱。

  

每当我一回国,家中必叫说“革命分子”又来了。平静的生活,因我的不肯将眼睛也吃到堵住,必然有一番伤到母亲心灵深处的悲哀。可是,我不能将自己离家十七年的生活习惯,在孝道的前提之下,丧失了自我,改变成一个只是顺命吃饭的人,而完全放弃了自我建立的生活形态。

  

在父母的面前,再年长的儿女,都是小孩子,可是中国的孩子,在伦理的包袱下,往往担得太认真和顺服,没有改革家庭的勇气和明智。这样,在孝道上,其实也是“愚孝”。我们忘了,父母在我们小时候教导我们,等我们长大了,也有教育父母的责任,当然,在方式和语气上,一定本着爱的回报和坚持,双方做一个适度的调整。不然,这个社会,如何有进步和新的气象呢。一个国家社会的基本,还是来源于家庭的基本结构和建立,如果年轻的一代只是“顺”而不“孝”,默默的忍受了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一旦我们做了父母的时候,又用同样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自自然然的叫自己的孩子再走上祖父母的那种生活方式,这在理性上来说,便是“不孝”了。

  

父母的经历和爱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好的一方面,我们接受、学习、回报,在不合时代的另一方面,一定不可强求,闹出家庭悲剧。慢慢感化,沟通,如果这一些都试尽了,而没有成果,那么只有忍耐爱的负担和枷锁,享受天伦之乐中一些累人的无奈和欣慰。但是,不能忘了,我们也是“个体”,内心稍稍追求你那一份神秘的自在吧!

  

因为我的父母开明,才有这份勇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不再来替我——一个中年的女儿盖被的偶尔自由中,写出了一个子女对父母的心声。

  

父亲、母亲,爱你们胜于一切,甚而向老天爷求命,但愿先去的是你们。而我,最没有勇气活下去的一个人,为了父母,大撑到最后。这件事情,在我实在是艰难,可是答应回国定居,答应中国式接触的复杂和压力,答应吃饭,答应一切你们对我——心肝宝贝的关爱。那么,也请你们适度的给我自由,在我的双肩上,因为有一口嘘息的机会,将这份爱的重负,化为责任的欣然承担。

人生马拉松

文/村上春树

我33岁那年秋天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

我是那种容易发胖的体质。我妻子却无论怎么吃也胖不起来。这让我时常陷入沉思:“人生真是不公平啊!一些人无需认真就能得到的东西,另一些人却需要付出很多才能换来。”

不过转念一想,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保持苗条的人,不会像我这样重视饮食和运动,也许老化得更快。什么才是公平,还得从长计议。

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说起坚持跑步,总有人向我表示钦佩:“你真是意志超人啊!”说老实话,我觉得跑步这东西和意志没多大关联。能坚持跑步,恐怕还是因为这项运动合乎我的要求: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械和场所。人生本来如此: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

在这期间,我坚持每年都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不过100公里长的“超级马拉松”只跑过一次。那次经历真是终身难忘。

那是1996年6月23日,我报名参加了在日本北海道佐吕间湖畔举行的超级马拉松大赛,全程100公里。清晨5点,我踌躇满志地站在了起跑线上。比赛的前半段是从起点到55公里休息站间的路程。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安静地向前跑、跑、跑,感觉和每周例行的锻炼一样。到达55公里休息站后,我换了身干净衣服,吃了些妻子准备的点心。这时我发现双脚有些肿胀,于是赶紧换上一双大半号的跑鞋,又继续上路了。

从55公里到75公里的路程变得极其痛苦。此时的我心里念叨着向前冲,但身子却不听使唤。我拼命摆动手臂,觉得自己像块在绞肉机里艰难移动的牛肉,累的几乎要瘫倒在地。一会功夫,就有选手接二连三超过了我。最让人心焦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超过我时大喊:“坚持下去!”

“怎么办?还有一半路,如何挺过去?”这时,我想起一本书上介绍的窍门。于是我开始默念:“我不是人!我是一架机器。我没有感觉。我只会前进!”这句咒语反复在脑子里转圈。我不再看远方,只把目标放在前面3米远处。天空和风、草地、观众、喝彩声、现实、过去——所有这些都被我排除在外。

神奇的是,不知从哪一秒开始,我浑身的痛楚突然消失。整个人仿佛进入自动运行状态。我开始不断超越他人。接近最后一段赛程时,已经将200多人甩在身后。

下午4点42分,我终于到达终点,成绩是11小时42分。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终点线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一路你是如何跑的。人生也是如此。

当时的我只有30多岁,但也不能称为“小伙子”了。这是耶稣死去的年龄。在这个年纪,我正式站在文学的起跑线上——虽然已不再年轻。

象的失踪

文/村上春树

大象从镇上的象舍中失踪,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这天,我一如往常地被调至6点30分的闹钟叫醒。然后去厨房烧咖啡,烤面包片,打开超短波广播,啃着面包片在餐桌上摊开晨报。我这人看报总是从第一版依序看下去,因此过了好半天才接触到关于大象失踪的报道。第一版报道的是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和战略防御构思,接下去是国内政治版,国际政治版,经济版,读者来信版,读者专栏,不动产广告版,体育版,再往下才是地方版。

大象失踪的报道登在地方版的头条。标题相当醒目:“××镇大象去向不明”。紧接着是一行小标题:“镇民人心惶惶,要求追究管理责任”。还有几名警察验证无象象舍的照片。没有象的象舍总好像不大自然。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俨然被掏空五脏六腑后干燥了的庞大动物。

我拨开落在报纸上的面包屑,专心致志地逐行阅读这则报道。上面说人们发现大象失踪是5月18日(即昨天)下午2时。供食公司的人像往常那样用卡车为大象运来食物(其主食为镇立小学的学生们的剩饭),从而发现象舍空空如也。套在象脚上的铁环依然上着锁剩在那里,看来是大象整个把脚拔了出去,失踪的不仅仅是大象,一直照料大象的男饲养员也一同无影无踪。

人们最后见到大象和饲养员是前天(即5月17日)傍晚5点多钟。5个小学生来象舍写生,5点多之前一直用蜡笔为大象画像来着。这几个小学生是大象的最后目击者,后来再无人见到。因为6点铃一响,饲养员便将象广场的门关上,使人们无法入内。

5个小学生异口同声地作证说,那时无论大象还是饲养员都没显出任何异常。大象一如往常乖乖站在广场中央,不时左右摇晃一次鼻子,眯缝起满是皱纹的眼睛。它已老态龙钟,动一下身体都显得甚是吃力。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马上瘫倒在地上断气。

以上便是这则新闻报道的内容。

大象之所以被本镇(即我居住的镇)领来饲养,也是因为其年老之故。镇郊的一座小动物园以经营困难为由关闭的时候,动物们都已通过动物经纪人之手转往全国各地。唯独这头象由于年纪太老而无法找到主顾,一来哪里的动物园中象的数量都绰绰有余,二来没一处动物园好事并充裕到足以接收一头似乎马上就心脏病发作死去的举步维艰的大象的程度。因此,这头象便在所有同伴荡然无存的形同废墟的动物园里无所事事地——当然也不是说它原来有什么事干——独自滞留三四个月之久。

无论动物园还是镇上,对此都相当头痛。动物园方面已将动物园旧址卖给了房地产商。房地商准备在此建造高层公寓,镇上也签发了开发许可证。象的处理越是长期拖而不决所付的利息越高。可是又不能把象杀掉。若是猴子或蝙蝠之类,倒也罢了。但杀一头大象太容易暴露目标。一旦真相大白,问题就非同小可。于是三方一起商量,达成了关于老年大象处置的协议。(1)象作为镇有财产免费领养;(2)收容象的设施由房地产商无偿提供;(3)饲养员工资由动物园方面负担。

这就是三方协议的内容。正好是一年前的事。

说起来,我从一开始便对“大象问题”怀有个人兴趣。大凡有关象的报道我统统剪了下来。还去旁听了镇议会讨论大象问题的会议。所以现在我才可以如此洒脱如此准确地叙述此事的发展过程。话也许有些罗嗦,但“大象问题”的处理很可能同大象失踪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还是容我记述下来为好。

当镇长签署了协议而即将领养大象之时,议会中以在野党为中心(在此之前我还真不知道镇议会中有什么在野党)掀起了反对运动。

“为什么本镇必须领养大象?”他们质问镇长。其主张可以归纳成以下几条(条条太多十分抱歉,但我以为这样容易理解):(1)大象问题属于动物园与房地产商私营企业之间的问题,镇政府没有理由参与;(2)所需管理费、食物费太多;(3)安全问题如何解决?(4)本镇自费饲养大象的好处何在?

他们拉开论战架势——“饲养大象之前,下水道的整治和消防车的购置等镇政府要做的事情岂非堆积如山?”尽管措词不算尖刻,但言下之意无非是怀疑镇长同房地产有幕后交易。

对此,镇长的意见是这样的:(1)高层建筑群的落成在将极大幅度增加镇的税收,大象的饲养费之类自然不成问题,镇政府参与这样的项目是理所当然的;(2)象年事已高,食欲亦不很大,到于加害于人的可能性可以说等于零;(3)象一旦死亡,由房地产商作为大象饲养地提供的地皮即为镇有财产;(4)象可成为镇的象征。

经过长时间争辩讨论,镇上终于决定将大象领养过来。由于自古以来位于城郊住宅地带,镇上的居民大多生活较为富裕,镇财政也够雄厚。况且人们可以对领养无处可去的大象这一举措怀有好感。较之下水道和消防车,居民毕竟更容易同情大象。

我也赞成镇上饲养大象。出现高层建筑群固然大杀风景,但自己镇上能拥有头大象倒确实不坏。

砍掉山坡上的树林,把小学一座快要倒塌的体育馆移建到这里作为象舍。一直在动物园照料大象的饲养员跟过来住下。小学生们的残汤剩饭充作象饲料。于是大象被一辆拖车从封闭的动物园运到新居,在此打发余生。

我也参加了象舍的落成典礼。镇长面对大象发表演说(关于本镇的发展与文化设施的充实),小学生代表朗读作文(象君,祝你永远健康云云),举行了大象写生的评比展览(大象写生此后遂成为本镇小学生美术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保留项目),身穿翩然飘然的连衣裙的两名妙龄女郎(算不上绝代佳人)分别给大象吃了一串香蕉。大象则几乎纹丝不动地静静忍受着这场相当乏味——起码对象来说毫无意味——的仪式的进行,以近乎麻木不仁的空漠的眼神大口小口吃着香蕉。吃罢,众人一齐拍手。

象右侧的后脚套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沉重铁环。铁环连着一条十多米长的粗铁链。铁链的另一端万无一失地固定在水泥墩上。铁环和铁链一看就知道其牢不可破,大象纵然花100年时间使出浑身解数也全然奈何不得。

我不大清楚大象是否对这脚镣心怀不满。不过至少表面上它对套在自己脚上的铁链漠然置之。它总是以愣愣的眼神望着空间莫可知晓的某一点。每当阵风吹来,耳朵和白色的体毛便轻飘飘摇颤不止。

负责饲养大象的是位瘦小的老人。不知其准确年龄,也许60多岁,也许70有余。世上有一种人一旦越过某一临界点便不再受年龄左右,这位老人便是其一。皮肤无论冬夏都晒得又红又黑,头发又短又硬,眼睛不大。面目并没有什么明显特征,唯独向左右突出的接近圆形的耳朵使得整张脸相形见小,格外引人注目。

此人绝对谈不上冷淡,有人搭话肯定给予圆满回答,话也说得井井有条。若他愿意,也能表现出一副热情的样子——尽管使我觉得有几分勉强。不过原则说来,则像是位沉默寡言的孤独老人。他看上去喜欢小孩。小孩来时尽可能亲切相待,但孩子们却不大接受老人的好意。

接受这位饲养员好意的只有大象。他住在紧挨象舍的预制板小屋里,从早到晚形影不离地照料大象。象与饲养员相处的时间已超过10年,二者关系的亲密程度,只消看双方每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即可一目了然。饲养员如果想让呆呆站在同一地方的大象移动一下,只要站在象的旁边用手啪啪地轻拍几下它的前脚并嘀咕一句什么,大象便不堪重负似地慢慢摇摆着身体,准确移至指定位置,随即仍如刚才那样注视空间的某一点。

每到周末,我就去象舍细心观察这情形,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二者的交流是依据何种原理得以实现的。大象或许能听懂简单的人语(毕竟活的时间长),也可能通过拍脚方式来把握对方的意图。或者具有心灵感应那类特异功能因而懂得饲养员的所思所想也未可知。

一次我问老人;“您是怎样给大象下命令的呢?”老人笑笑,只回答“长时间相处的关系”,再没做更多的解释。

总之便是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一年,此后象突然失踪。

我一边喝第二杯咖啡,一边将报道再次从头研究一遍。文章写得相当奇妙,俨然福尔摩斯敲着烟斗说:“华生,快看呀,这篇报道太有趣了!”

此报道给人以奇妙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可能支配写报道记者大脑的困惑与混乱。而困惑与混乱显然起因于情况的非条理性。记者力图巧妙避开条非理性来写一篇“地道的”新闻报道,但这反而将他自身的混乱与犹豫推向致命的地步。

例如,报道上的措词是“大象逃脱”。可是通观全篇报道,显而易见大象并非什么逃脱,而明明是“失踪”。记者将这种自我矛盾表述为“细节上仍有若干不明确之处”。我则无论如何不认为事情是可以用什么“细节”什么“不明确”这类老生常谈的字眼敷衍得了的。

首先,问题出在象脚上套的铁环。铁环依然上着锁剩在那里。最稳妥的推论是:饲养员用钥匙打开铁环从象脚摘下,然后又将其锁好,同象一起逃跑(当然报纸也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问题是饲养员手中没有钥匙。钥匙仅有两把。一把为确保安全藏于警察署的保险柜,另一把收在消防署的保险柜之中。饲养员(或其它什么人)不大可能从中偷出钥匙。纵使万一偷出,也大可不必把用过的钥匙特意送回保险柜——翌日早打开一看,两把钥匙全都好好躺在警察署和消防署的保险柜里。既然这样,那么就是说大象势必在不使用钥匙的情况下将脚从坚不可摧的铁环中拨出,而这除非用锯将象腿锯断,否则绝无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出逃的途径。象舍与“象广场”围了3米多高的坚固栅栏。由于象的安全管理在镇议会上争论得沸沸扬扬,镇政府采取了对一头老象未免小题大做的警备措施。栅栏是用混凝土和粗铁棍做成的(费用当然由房地产商出),门口只有一个,且内侧上锁。象不可能跨过如此要塞般的栅栏跑到外面。

第三个问题是象的足迹。象舍后面是陡峭的山坡,象无法攀登。因此象假如真的用某种手段飞越栅栏,它也只能经前面的道路逃走。然而松软的沙土路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类似象脚印的痕迹。

总而言之,综合分析这篇满是令人困惑和不快措词的新闻报道,根本看不出事件的结论或实质。

当然,自不待言,报纸也好警察也好镇长也好至少表面上都不愿意承认大象失踪这一事实。警察正以“象或许被人采取锦囊妙计早有预谋地强行掠出,或许自行逃脱”这样的判断进行侦查,并乐观地预测:“考虑到隐藏大象的困难程度,事件的解决不过是时间问题”警察还打算请求近郊的猎友会以及自卫队狙击部队出动,一起搜山。

镇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有关记者招待会的报道没有登在地方版,而出现在全国版的社会版面),就镇政府警备措施上的疏忽进行道歉。同时镇长又强调指出:“同全国任何一座动物园的同类设施相比,本镇的大象管理体制都毫不逊色,较之标准有力得全面得多。”还说:“这是充满恶意的、危险而且无聊的反社会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野党的议员重复一年前的论调:“务必追究镇长同企业串通一气而将镇民轻易卷入象处理问题的政治责任。”

一位母亲(39岁)以“不安的神情”说:“短时间内不能放心地让孩子去外面玩了。”

报纸上叙述了本镇领养大象的前后详细经过,并附有大象收容设施示意图。还介绍了大象简历,以及同象一起失踪的饲养员(渡边升,63岁)的情况。渡边饲养员是千叶县馆山人,长期在动物园饲养哺乳动物,“由于动物知识丰富为人忠厚诚实,深得有关人员信赖”。象是22年前由非洲东部送来的。准确年龄无人知晓,其为人更是不得而知。

报道的最后,说警察正在向镇民征求有关大象任何形式的情报。我一面喝第二听啤酒,一面就此沉思片刻。终归还是决定不给警察打电话。一来我不大乐意同警察发生关系,二来我不认为警察会相信我提供的情报。向那些甚至没有认真设想过大象失踪可能性的家伙,无论说什么都是徒劳。

我从书架中抽出剪报集,将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象的报道夹在里面。随后洗了洗杯子碟子,去公司上班。

我从nhk晚上7时的新闻节目中看到了搜山的情况。提着装满麻醉弹大型来福枪的猎手、自卫队和警察们把附近的山一个接一个刮篦子似地搜刮一遍,好几架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虽说是山,但都位于东京郊外的住宅地边缘,不过是小山包而已。聚集如此之众,只消一天即可基本搜寻完毕,再说寻找的对象又不是矮小的杀人鬼而是巨大的非洲象,其可藏身之处自然有限。然而折腾到傍晚也没找到大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中的警察署长声称“仍将继续搜寻”。电视新闻的主持人总结道:“是何人如何使大象逃脱,藏于何处,其动机何在,一切都还在深深处于迷宫之中”

此后继续搜寻数日,大象依旧踪影皆无,当局连点蛛丝马迹也未能找到。我每天都细看报纸的报道,大凡所能见到的报道统统用剪刀裁剪下来。就连以大象事件为题材的漫画也不放过。由此之故,剪报集的容量很快到达极限,而不得不去文具店买一册新的回来。尽管拥有如此数量繁多的报道,却不包括任何一条我想知道的那类事实。报上写的全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一文不值的内容,诸如什么“依然下落不明”,什么“搜查人员深感苦恼”,什么“背后是否有秘密组织”等等。大象失踪了一周之后,这方面的报道日见减少,直至几乎销声匿迹。周刊上倒是刊载了几篇哗众取宠的报道,有的竟拉出算命先生来,不久也草草收兵了。看上去人们似乎企图将大象事件强行归为拥有不少会员的“不解之谜俱乐部”这一范畴之中。一头年老的象和一个年老的饲养员纵使从这块土地失去踪影,也不会对社会的趋势造成任何影响。地球照样单调地旋转,政治家照样发表不大可能兑现的声明,人们照样打着哈欠去公司上班,孩子们照样准备应付考试。在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日常波浪之中,人们不可能对一头去向不明的老象永远兴致勃勃。如此一来二去,没有什么特殊变异的这几个月便像窗外行进的疲于奔命的军队一样匆匆过去。

我不时抽时间跑去往日的象舍,观望已无大象的大象住处。铁栅栏门上缠了好几道粗大的铁链,任凭谁都无从入内。从栅栏空隙窥视,象舍门仍被铁链缠绕着。看样子警察为了弥补无法找见大象所造成的缺憾,而对失去大象后的象舍加强了不必要的警备。四下寂寥,空无人影,唯见一群鸽子在象舍房脊上敛翅歇息。广场已无人修剪,开始长满萋萋夏草,仿佛已等得忍无可忍。象舍门上缠绕的铁链使人联想起森林中牢牢看守着已腐朽得化为废墟的王宫的巨蟒。大象离去才不过数月,这场所便蒙上了带有某种宿命意味的荒凉面影,笼罩在雨云一般令人窒息的气氛中。

我那次见到她,9月都已接近尾声了。这天从早到晚雨下个不停。雨单调而又温柔细腻,是这一季节常见的雨,它将在地面打下烙印的夏日记忆一点点冲掉。所有的记忆都沿着水沟往下水道往河道流去,进入又黑又深的大海。

我俩是在我公司举行的产品宣传酒会上见面的。我在一家大型电机公司广告部工作,当时正负责推销为配合秋季结婚热和冬季发奖金时节而生产的系列型厨房电气用品。主要任务是同几家妇女杂志交涉,以使其刊载配合性报道。事情倒不怎么需要动脑,但须注意对方报道写得不失分寸,以尽量不让读者嗅到广告味。作为代价,我们可以在杂志上刊登广告。世上的事就是要互相扶持。

她是一家以年轻主妇为对象的杂志的编辑,参加酒会是为了采访——明知是为人推销的采访。我正好闲着,便以她为对象,开始讲解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彩色电冰箱、咖啡机、微波炉和榨汁机。

“至为关键的是谐调性。”我说,“无论式样多好的东西,都必须同周围保持谐调,不然毫无意思。颜色的谐调,式样的谐调,功能的谐调——这是当今厨室最需要注意的。据调查,一天之中主妇在厨室的时间最长。对主妇来说,厨室是她的工作岗位,是书斋,是起居室。因此她们都在努力改善厨室环境,使其多少舒服一点。这与大小没有关系。无论大小,好的厨室原则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简洁性、功能性、谐调性。而本系列便是依据这一指导思想设计出来的。举例说来,请看这个烹调板……”

她点着头,在小笔记本上做着记录。其实她并非对这类采访特别怀有兴趣,我对烹调板也没什么偏爱,我们不过在完成各自的工作而已。

“看来你对厨房里的事相当熟悉。”她在我讲解完后说道。

“工作嘛!”我做出商业性笑容回答。“不过我倒是很喜欢做菜——这与工作无关——做的简单,但天天做。”

“厨房真的需要谐调性?”她问。

“不是厨房,是厨室。”我纠正道。“本来怎么都所谓,可公司有这样那样的规定。”

“对不起。那么厨室真的需要谐调性?是你个人的意见?”

“至于我的意见,不解掉领带是无可奉告的。”我笑着说,“不过今天算是例外。我想就厨室来说,讲究谐调性之前,应该备有若干必不可少的东西。问题是那种因素成不了商品。而在这急功近利的世界上,成不了商品的因素几乎不具有任何意义。”

“世界果真是急功近利的不成?”

我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

“随便说说罢了。”我说,“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容易明白,工作也容易进行。这类似一种游戏,或曰本质上急功近利,或曰急功近利式的本质——说法五花八门。而且只有这样认为,才不至于招风惹浪,才不至于出现复杂问题。”

“妙趣横生的见解!”

“谈不上什么妙趣,人人都这样看待。”我说,“对了,有一种香槟不算很坏,如何?”

“谢谢,恕不客气。”

随后,我和她边喝香槟边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聊着聊着,聊出几个两人共同的熟人。不仅如此,我的妹妹同她碰巧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我们于是以几个这样的名字为线索较为顺利地展开话题。

她也罢我也罢都是单身。她26,我31。她戴隐形眼镜,我架着普通镜片。她赞赏我领带的颜色,我夸奖她的上衣。我们谈起各自所居公寓的租金,也就工资数额和工作内容发了些牢骚。总之我们是相当亲密起来了。她是位顾盼生辉的妩媚女性,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我站着同她在那里谈了大约20分钟,没有发现任何不可以对她抱有好感的理由。

酒会快结束时,我邀她走进同一宾馆里的酒吧,坐在那里同她继续交谈。透过酒吧巨大的窗扇,可以看见初秋的雨幕。雨依然无声无息地下着,远处街道的光亮糅合着各种各样的信息。酒吧里几乎见不到客人,潮乎乎的沉默统治着四周。她要了达伊吉莉鸡尾酒,我要的是加冰苏格兰威士忌。

我们一边喝着各自的杯中物,一边像多少有些亲密起来的初次见面的男女那样说着在酒吧里常说的话:大学时代,喜欢的音乐,体育,日常习惯等等。

接着,我提起大象。至于话题为什么突然转到大象身上,我已记不起其中关联。大概谈到某种动物,由此联上了大象。也有可能我是极其无意识地想向某人——似可与之畅所欲言的一个人——阐述我对大象失踪的看法。或者是仅仅借助酒兴也未可知。

话一出口,我便意识到自己提出的是现在最不适宜的话题。我不应该谈起什么大象。怎么说呢,这个话题早已成为过去。

于是我想马上收回话头。糟糕的是她对大象失踪事件怀有非同一般的兴致。我一说自己看过好几回大象,她便连珠炮似地发出质询:

“什么样的象?你认为是如何逃跑的?平时它吃什么?有没有危险?”如此不一而足。对此,我按照报纸上的口径轻描谈写地解说了一遍。看样子她从我的口气中感觉出了异乎寻常的冷淡——我从小就很不善于敷衍。

“象不见的时候大吃一惊吧?”她喝着第二杯达伊吉莉,若无其事地问。“一头大象居然突然失踪,肯定谁都始料未及。”

“是啊,或许是。”我拿起一枚碟子里的炸薯片,分成两半,吃了一半。男侍转来,另换了一个烟灰缸。

她饶有兴味地注视了一会我的脸。我又叼起一支香烟点燃。本来戒烟已有3年之久,而在大象失踪之后,又开始重操旧业。

“所谓或许是,就是说关于大象失踪多少有所预料?”她问。

“谈不上什么预料!”我笑了笑,“一天大象突然消失,这既无先例又无必然性,也不符合事理。”

“不过你这说法可是非常奇特,嗯?我说‘一头大象居然突然失踪,肯定谁都始料未及’,你回答‘是啊,或许是’。而一般人是绝不至于这样回答的。或者说‘一点不错’,或者说‘说不明白’。”

我向她含糊地点了下头,扬手叫来男侍,让他再送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等威士忌的时间里,我们暂且保持沉默。

“我说,我不大理解,”她用沉静的口气说,“刚才你还一直说得头头是道,在提起大象之前。可一提起大象,你说话就好像一下子变得反常。听不出你想表达什么。到底怎么回事?莫非在大象上面有什么不好启齿的地方?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呢?”

“你的耳朵没有毛病。”我说。

“那么说问题在你罗?”

我用手指把酒杯里的冰块拨弄得旋转不止。我喜欢听冰块相撞的声音。

“并未严重得要用问题这个字眼。”我说,“不足挂齿的小事。也没有什么可向别人隐瞒的,不过是因为我没有把握说透而没说罢了。如果说是奇特,也确实有点奇特。”

“怎么奇特?”

我再无退路,只好喝口威士忌,开始叙说:

“其中一点要指出的是,我恐怕是那头失踪大象的最后一个目击者。我见到大象是5月17日晚上7点左右,得知大象失踪是第二天近午时分。这段时间再没有人见过大象。因为傍晚6点象舍就关门了。”

“逻辑上不好明白。”她盯住我的眼睛,“既然象舍已经关门,你怎么还能见到大象呢?”

“象舍后面是一座悬崖样的小山。山是私有山,没有像样的路可走,上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从后面窥视象舍。而知道这个地方的,想必只我一人。”

我这一发现完全出于偶然。一个周日下午,我去后山散步迷了路。大致判断方位行走之间,碰巧走到了这个地方。那是块平地,大小可供一个睡觉。透过灌木丛空隙朝下一望,下面正是象舍的房脊。房脊稍往下一点有个相当大的通风口,从中可以清楚看到象舍里面的光景。

从此以后,我经常去那里观望进入象舍里边的大象,逐渐成了习惯。如果有个问何苦如此不厌其烦,我也回答不好。只是想看大象的私下表现而已,没有什么深刻的理由。

象舍里黑暗之时,自然看不见大象。但刚入夜时饲养员打开象舍电灯为大象做这做那,我因之得以一一看在眼里。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象舍中只剩大象与饲养员时,看上要比在人前那种公开场合表现得远为亲密无间。这点只消看他们之间一个小小的举动即可一目了然。甚至使人觉得白天时间他们有意克制感情,以免被人看出彼此的亲密程度,而到单独相守的夜晚便完全无此顾虑。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在象舍中有什么特殊举动。进入象舍之后,大象依然一副呆愣愣的样子,饲养员也一味地忙他作为饲养员的当务之急:用甲板刷给大象刷洗身体,归拢拉在地板上的巨大粪团,收拾其吃过的东西。尽管如此,其彼此间结下的信赖感所酿出的独特的温馨氛围不容你无动于衷。饲养员打扫完地板,大象便摇晃着身子在饲养员背部轻轻叩击几下。我很喜欢观看大象的这个动作。

“以前你就喜爱大象?我是说不仅仅限于这头象……”她问。

“是的,我想是这样。”我说,“大象这种动物身上有一种拨动我心弦的东西,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感觉,原因我倒不清楚。”

“所以那天也同样傍晚一人登后山看象去了,是吧?”她说,“呃——5月……”

“17日,”我接道,“5月17日晚上7点左右。那时节白天变得很长,空中还剩有一点火烧云。不过象舍里已经灯火通明。”

“当时象和饲养员都没有什么异常?”

“既可以说没有异常,又可以说有异常。我无法说得准确。因为毕竟不是相距很近。作为目击者的可靠性也可以说不是很高。”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喝了一口因冰块融化而酒味变淡的威士忌。窗外的雨仍下个不止,既不大下,又不小下,俨然一幅永远一成不变的静物画。

“也不是说发生了什么。”我说,“象和饲养员所作所为一如往常。扫除,吃东西,亲昵地挑逗一下,如此而已。平日也是如此。我感到不对头的只是其平衡。”

“平衡?”

“就是大小平衡,象和饲养员身体大小的比例。我觉得这种比例较之平时多少有所不同,两者之差似乎比平时缩小一些。”

她把视线投在自己手中的达伊吉莉杯上,静静注视良久。杯里冰块已经化了,如细小的海流试图钻进鸡尾酒的间隙中去。

“那么说象的身体变小了?”

“也许是饲养员变大了,也可能双方同时变化。”

“这点没告诉警察?”

“当然没有。”我说,“即使告诉,警察也不会相信,况且我若说出在那种时候从后山看大象,自己都难免受到怀疑。”

“那,比例与平时不同这点可是事实?”

“大概。”我说,“我只能说是大概。因为没有证据,而且我说过不止一次——我是从通风口往里窥的。不过我在同一条件下观看大象和饲养员不下数十次,我想总不至于在其大小比例上发生错觉。”

噢,也许眼睛有错觉。当时我好几次闭目摇头,但无论怎么看象的体积都与平时不同,的确有些缩小。以至一开始我还以为镇上搞来一头小象呢。可是又没听说过(我绝不会放过有关象的新闻)。既然如此,那么只能认为是原来的老象由于某种原因而骤然萎缩。而且仔细看去,象高兴似地抬右脚叩击地面,用多少变细的鼻子抚摸饲养员的后背。

那光景甚是不可思议。从通风口密切注视里面的时间里,我觉得象舍之中仿佛流动着唯独象舍才有的冷冰冰的另一种时间,并且象和饲养员似乎乐意委身于将彼此卷入——至少已卷入一部分——其中的新生体系。

我注视象舍的时间总共不到30分钟。象舍的灯比往常关得早,7时30分灯便熄了,所有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在那里等了一会,等待象舍的灯重新闪亮,但再未闪亮。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象。

“那么说,你是认为象就势迅速萎缩变小而从栅栏空隙逃走了?还是认为完全消失了呢?”她问。

“不清楚。”我说,“我只是力图多少准确地记起自己亲眼见过的场面,此外的事几乎没有考虑。眼睛获得的印象实在太强烈了,坦率地说,我恐怕根本无法从中推导出什么。”

以上就是我关于大象失踪说的所有的话。不出我最初所料,这些话作为刚刚相识的年轻男女交谈的话题未免过于特殊,况且其本身早已完结。说罢,两人之间出现了许久的沉默。在谈完与其他事几乎毫不相关的大象失踪的话之后,我也罢她也罢都不知再提起什么话题为好。她用手指摩挲鸡尾酒杯的边缘。我则看着杯垫上的印字。反复看了25遍。我还是后悔自己不该提起什么大象,这并非可以随便向任何人开诚布公那种性质的话。

“过去,家里养的一只猫倒是突然失踪来着,”过了好久她开口道,“不过猫的失踪和象的失踪,看来不是一回事。”

“是啊,从大小来说就无法相比。”我说。

30分钟,我们在宾馆门口告别。她想起把伞丢在了酒吧,我乘电梯帮助她取回。伞是红褐色的,花纹很大。

“谢谢了!”她说。

“晚安。”我说。

此后我和她再未见面。一次就刊登广告的细节我们通过电话,那时我很想邀她一起吃饭,但终归还是作罢。用电话讲话的时间里,蓦地觉得这种事怎么都无所谓。

自从经历大象失踪事件以来,我时常出现这种心情。每当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无法在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我往往感到周围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大象事件之后自己内部的某种平衡分崩离析从而导致外部事物在我眼睛中显得奇妙反常。责任怕是在我这一方。

我仍然在这急功近利式的世界上依据急功近利式的记忆残片,到处推销电冰箱、电烤炉和咖啡机。我越是变得急功近利,产品越是卖得飞快。我们的产品宣传会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我们不无乐观的预想。我于是得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许人们是在世界这个大厨室里寻求某种谐调性吧。式样的谐调,颜色的谐调,功能的谐调。

报纸几乎不再有大象的报道。人们对于自己镇上曾拥有一头大象这点似乎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仿若广场上一度茂盛的杂草,业已枯萎,四周开始漾出冬的气息。

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

山羊会有的一生

文/李娟

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刚渡过乌伦古河,一只黄脸矮山羊就产下了一个黑亮皮毛的羊羔。这是个好兆头,扎克拜妈妈非常高兴。我们把羊宝宝拴在毡房旁边的杂物架下。于是,羊妈妈找它找了整整一天。

那个瘦小的母亲实在舍不得宝宝,清晨羊群出发的时候,怎么都舍不得跟着队伍离开,徘徊在山坡附近凄惨地叫唤个没完。每叫几声,就停下来侧耳凝听一会。可她的宝宝为什么始终都不答应一声呢?傻愣愣地站在架子下一动不动,好像还不明白母亲的呼唤意味着什么似的。有时候明明看到妈妈了,还呆呆的,眼睛随着妈妈的身影扭动,仍一声不吭。难道所有的小羊羔一开始都是这么笨吗?矮山羊转来转去屋前屋后满山头找,惨叫得扯心扯肺。我也为此揪心了整整一天。羊宝宝昨天才出生,一整天什么也没吃,该多饿啊。同时又怜悯它焦虑悲伤的母亲,于是想帮点忙,便不时努力地将矮山羊往它孩子的方向赶,可山羊哪里是能赶得的!它最会和人做对了,而且武功盖世,真是一点也不能明白人的苦心。

直到黄昏,那只黑羊羔才突然开窍了似的,娇滴滴地叫了几嗓子。大羊简直欣喜欲狂啊,立刻激情四溢地连应了一长串,绕过木房子箭一样冲过去,在架子下笔直地找到了宝宝。

我还真以为是小羊自己开窍了呢。跑过去一看,却是阿依横别克拎着小羊羔的后腿倒提起它,在强迫它叫……这个办法真好,简单有效。亏我赶了一下午的羊,累得够呛,怎么就没想到……

大羊看到有阿依横在,虽然万分激动却不敢靠近。阿依横就把小羊放下走开了。于是大羊这才猛冲过去,而小羊也一下子认出了妈妈似的,赶紧凑上去亲妈妈的鼻子,像小狗一样地甩着尾巴,亲热极了。原来它也是会动的啊!之前发了一整天的呆,一整天跟木雕似的僵硬。

直到第六天黄昏,当羊群和平时一样,沿着条条羊道从四面八方一缕一缕聚拢在我们毡房所在的山头下时,小黑羊终于自由了。斯马胡力解下它脖子上的绳套把它丢进羊群中。它的母亲连忙偎过来,亲吻个没完。那时,它已经学会了辨别母亲的声音,而且还学会了呼唤母亲。

最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学会了跳跃。又因为是刚刚才学会跳跃的,便没完没了地蹦跳着。暮色里,大家都静静地等待入栏,只有它兴奋得不得了,无限新奇地上蹿下跳个没完,是整个队伍中最不安分的一个成员,但大家都不介意。它的矮个儿母亲宁静又愉快地看着这一切,不时靠近它亲吻它。

尽管小黑羊看上去很活泼的样子,但胆子小得不得了,极易受惊。我悄悄走到它身后,冷不丁跳起来大喊一声,别的羊只是一哄而散而已。而它的反应呢,居然是立刻四蹄劈叉趴在地上(要是个人的话,做这个动作就是“大”字形……),还像母鸡受惊一样把脑袋埋藏起来。

小黑羊多小啊,脑袋一点点大,五官还没长开似的,黑咕隆咚的一团。虽说是冥蒙初开的生命,但已经足够神气了。它浑身漆黑,油光闪亮,背上却有一抹羽毛状的,浪漫美好的白色斑纹。和它的母亲——平凡黯淡的黄脸矮山羊相比,它是明亮夺目的。

之后的日子里,面对羊群,我总是会一眼就找出这母子俩。一眼看到这只朴素谦逊的矮山羊紧紧领着明星一样神气活现的黑羊宝宝走在队伍中。哎,这位母亲真的是非常不起眼啊。腿短短的,身子瘦小。要不是它长着与身子很不相称的大羊角,我会以为它也是只羊羔呢。那羊角倒真的蛮气派,向后长长地扭转又向两边曼妙地撑开,线条优美流畅。它身上整齐地披着根根笔直的白色羊毛,显得干净利索。

不知为何,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山羊就是公羊,绵羊是母羊。后来才知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山羊就是很能爬山的羊,所以才叫“山羊”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但山羊还嫌不够似的,整天没事就当着人的面爬高下低,蹦来跳去,唯恐别人忘记了。

最可恨的是,越是大家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它们就跳得越欢。每天傍晚赶羊入栏时,明明没它们的事(山羊不用入栏的),也非要挤在羊群里一起入栏。进去后,再以最轻松的姿势得意洋洋地飞跃出栏——这分明是跳给绵羊们看的,意思是:“看——,我能这样!”然后再当着大家的面,嗖地跳回栏里:“看——,还能这样!”

于是就那么来来去去跳个没完,如履平地。看得绵羊们面面相觑,郁闷不已。便也学着它的样子拼命地耸着身子往上蹦,但怎么可能跳得出去呢?

由于山羊们严重扰乱了羊群的秩序,愤怒的斯马胡力就扔一块石头准确地砸中它的脖子。它一溜烟闪老远,然后大呼小叫个没完,并率领一部分绵羊往山上跑去,更是为大家忙里添乱。

山羊们不但表演欲强烈,而且好奇心旺盛。它们常常站在毡房门口朝里面长时间张望。要是你不理会它的话,它会一边凝视着你,一边把一只蹄子伸进门槛。若再不阻止,它们更放心地得寸进尺,笔直地就走进来东嗅西嗅。

绵羊只需挨一次打,就晓得毡房及四周的围栏是不能靠近的。而山羊呢?对它们可不是打几次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打不着——你手还没抬起来,它们蹦跶到对面山顶上了。

山羊的灵锐敏感让人吃惊。假如你想收拾一只山羊,刚刚闪动这样的念头,它就能立刻接收讯息,拉开防卫的架势和神情。如果反之,你就是和它在小道上紧擦着路过,它也不躲不避,悠悠然然。

山羊真的和绵羊不一样啊!绵羊永远不会主动靠近人。同样面对人的攻击,绵羊会躲避,而山羊会毫不客气地反攻,直到它发现真的打不过人为止。

绵羊总是愿意遵从人的安排,每当转移到陌生的牧场,只要入两次圈,第三天就愿意完全接受新的安排。而山羊呢,恐怕一百年也不行。它们一个比一个有主见。干起坏事来,又极具煽动力,并且往往身先士卒,不畏强暴,处处为绵羊作出表率。

从高处展望移动的羊群,通过整个大致的走势就可分辨出山羊和绵羊来。绵羊是耐心有序的,身子和脑袋都冲着一个方向前行,使整个队伍充满力量和秩序。而山羊东窜窜,西跳跳,不着调地爬高下低,在队伍里切割出乱七八糟的线条,害得好多绵羊莫名其妙,不晓得到底跟着谁走才好。

山羊大约也知道自己比绵羊聪明(要不怎么耍杂技的羊都是山羊没有绵羊?),便有些瞧不起绵羊的样子,很少与绵羊合群。但绵羊们却无比信任它们,就算尾随到天涯海角也无怨无尤。大约是绵羊也承认了自己不如山羊这一点吧?所以每次行进的路上,领头的都是山羊。不过也幸亏有山羊,在转道的牧道上,在那些危险陡峭的路面上,在一道又一道拦路的激流之中,在悬崖边上,有了胆大自信的山羊们的率领,绵羊们才敢低着头一串一串沉默地通过。

还有我们高大威严的头山羊脖子下系的铃铛,声音清脆神秘。当羊群移动在广漠的群山,这铃声是最具安抚力的召唤声啊。而当一只雪白的山羊独自站在悬崖上时,那情景,像神明的降临一样让人突然心意深沉,泪水涌动……因此,山羊似乎又是暗藏启示的。它无论出现在哪里,都像是站在山野最神秘的入口处一样。它们神情闪烁,欲言又止。它们一定早就得知了什么,它们一定远在我们认识它之前就早已认识我们了。只有它们看出了我们的孤独。

在夏牧场美妙的七月,在吾赛最最丰腴盛大的季节里,擀毡结束了,斯马胡力为结束大型劳动后的大家宰杀了一只山羊羔,这正是吃羊羔肉的美妙时节。宰羊时我飞快地躲到山上。月光明亮,树林里青翠幽静。我在林子里四处徘徊,望着远远的夜色里的火堆,心怀不忍。

我认得那只羊,当它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认得了,我记得有关它的那么多的事情。当人们一口一口咀嚼它鲜嫩可口的肉块时,仅仅只是把它当成食物在享用——从来不管它的母亲是多么地疼爱它,在它母亲眼里,它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管它曾经那些只为学会了跳跃而无尽欢喜的往事,不管它的腰身上是否有着美丽的羽毛状花纹,不管它有多么聪明,是多么幸福,多么神奇……它只是作为我们的食物而存在,而消失的。小尖刀,鲜活畜。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它就从睁着美丽的眼睛站在那里的形象,化作被卸成几大块的肉块冒着热气堆积在自己翻过来的黑色皮毛上。它最后的美好只呈现在口腔中……这是不公平的事吗?应该不是的。我知道斯马胡力在结束它短暂愉快的生命之前,曾真心为它祈祷——它与我们已经达成了和解。同时,我还要为它庆幸,只为它从不曾经历过冬天,从不曾经历过太过漫长的、摧残着生命的严酷岁月。它的一生温暖、自在、纯真。

我很喜爱的哈萨作者叶尔克西姐姐也写过关于山羊的美妙文字,她温柔宽和地讲述了山羊会有的短暂一生。是啊,我们一定要原谅山羊的固执任性和它犯下的种种过错——因为无论如何,它最终都将因我们而死。

你有没有钱

文/李敖

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

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

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

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 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

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个就是胡佛,一个就是肯尼迪。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1900年,胡佛和他太太在中国开滦煤矿做工程师。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最难赚的就是第一个100万。

我过去开的汽车后面的窗是三角形的,在台湾只有两辆有这种三角窗的凯迪拉克汽车,这是当年我跟电影明星太太胡茵梦坐的汽车。现在没有汽车了,我李敖有时坐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汽车司机认识我,李大师,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

这是我的平民化,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讲这些,证明了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基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有点钱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要有一点点钱,把这钱藏起来,保护你的自由。

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的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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